一、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座城市里制定了销毁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销烟坑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伶仃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到全国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了电话；换上了诸如钟表、留声机、牛皮沙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洋文报纸。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流入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利。广州人把他们叫作西崽，官方称他们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家人和亲戚朋友，将洋风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广州，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

一个多月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那里获取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个抚台衙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做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简明天津条约》看得太重。一路上，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着乐观的看法，而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前任总督张树声虽搬出了督署，但仍住在广州城外黄埔港督办两广军务。驻扎虎门的军营是这几个月来征调的前湘军系统的人马，统帅是有中兴名臣之称的老将彭玉麟，他的助手正是张之万所推荐的娄云庆。另一支军队是由广东提督管辖的绿营。在彭玉麟来到广东前，张树声的淮系军营与当地的粤军有很深的隙嫌。这原因是因为张利用督办的权力，将粤军安置在虎门一带的前沿阵地，而将自己的人马留在广州城郊。粤军对此大为不满，遂不与张配合，并向朝廷密告张的种种不是。张树声被撤去粤督一职，与此也很有关系。彭玉麟到了广东后，将粤军调回内地，而将湘系军营驻防在虎门。彭玉麟这种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品德赢得了淮、粤两系的敬重。目前广东省内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各自都在修备战具，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

进广州城的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为更好地谋划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缺乏大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份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做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份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决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做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之于众，舆情哗然，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轻易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吓主战派，尽快达到他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以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中国东海海域。六月十五日，法军五艘兵舰突然攻打台湾基隆炮台。驻守在台湾的军事统领乃淮军宿将刘铭传，他指挥兵士仓促应战，交战不到一个钟点，基隆炮台便失守。刘铭传慌忙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求援，请李派出北洋水师前来台湾救助。第二天，法兵四百余人强行登岸。淮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率部与法兵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先天被法军强占的炮台则又被淮军夺回了。

法国政府见在台湾并未占到便宜，便指使巴德诺在谈判中可退一步。巴德诺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立即照会曾国荃，诡称已夺基隆炮台，赔款可酌量减少，若一次拿出八十万两银子，则可息兵。又暗中请总税务司赫德出面为之关说。赫德遂做出一副既为中国又为法国讲话的姿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出八十万两银子，但分十年还清。同时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亦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二日内答复。如不允，则下旗离京，中法之间似乎到了撤馆断交的严峻时刻。

清廷面对这一突变形势，又气又惧。一面将法国近期的无理行为照会各国，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公道，一面又密谕沿江沿海统兵大臣，亟力筹防，严行戒备。

密谕发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总督何璟收到后，命人飞骑送往船政局。

何璟是个老官僚了，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与李鸿章同年。他虽然没有战功，但遇事敢言，为政干练，故而迁升顺遂，同治二年，便做了安徽按察使，又升湖北布政使，同治九年便擢升巡抚。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逝江督任上，何璟正做江苏巡抚。他上疏朝廷，请求为曾国藩在江宁立专祠，一时朝野都认为他体恤功臣，能仗义执言。

官场跟军营差不多，再朴实的乡巴佬在军营中待久了也会变成兵油子。若要使军营常有生气，便必须不断地退去兵油子，补进乡巴佬。同样，再有血性的书生，官场待久了，也会被磨光浸疲，直到从头到尾都磨得光光的、浸得黑黑的、熏得蔫蔫的，当然也有不老松、常春藤，但古往今来都很少见到。可惜的是，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不能像军营一样时常吐故纳新，故而官场朝气少，暮气多；锐意进取者少，因循塞责者多；廉洁自爱者少，同流合污者多。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何璟年轻时也曾踔厉风发过，如今年过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做了十四五年，早已做烦做腻了，当年的上进之心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