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师，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是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我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师，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师。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和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召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头，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戈什哈：清朝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简称“戈什”。满语护卫之意。总督、巡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等都可自行委派。）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儿，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许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二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候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决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条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大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作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子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梃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梃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二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梃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梃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梃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梃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的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对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唏嘘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挑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