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伊斯兰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间。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风餐露宿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作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作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口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一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有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船山遗书》：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作总集。又称《王船山遗书》。明亡后，王夫之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发愤著书百余种，并自号“船山老人”，世称“船山先生”，故名。），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六经责我开生面：是王夫之自题画像的堂联上句，表明了他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及《乐》。这里泛称传统文化。明亡，王船山隐居深山，从事学术研究，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等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五柳先生：陶渊明隐居，于宅边植有五柳，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因以五柳为号，世称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意思是说读书只求领会精神实质，不咬文嚼字。现指读书时不求深入，只求了解一个大概。），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是，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得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得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自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订，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

“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