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不止是造谣，简直是造孽！”张之洞迫不及待地打断袁世凯的话，“正在兴建中的芦汉铁路上铺的钢轨，全是用的汉阳铁厂的产品，仅这一项，每年便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银子。现在，汉阳铁厂的钢材已远销南洋，甚至进入了欧洲市场，前景好得很。骂铁厂的人，不仅有眼无珠，而且无心肝！”

儒雅的江督这两句骂人的话，虽然粗陋，但从他急切展示自己业绩的表白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汉阳铁厂不是鸡肋，而是肥肉。

“香帅，不怕您恼火，有人说，汉阳铁厂是靠盛杏荪的轮、电两局护持的，没有轮、电两局，铁厂早垮了。”袁世凯又适时抛出一颗探深浅的石子。

“胡说八道！”张之洞的火气一下子就被撩起来了，他突然怀疑这话很可能是盛宣怀说的，是盛宣怀在打击他而抬高自己！“没有盛杏荪的轮、电二局，老夫就不能办好铁厂了？岂有此理！慰廷，我跟你说句实话，铁厂如今是比以前兴旺了，兴旺的原因不是盛杏荪从轮、电二局拿出了二百万两银子，而是因为芦汉铁路的动工。老夫已做好准备向香港银行借二百万洋款，有了这笔洋款，铁厂一样地可达到今日的兴旺。盛杏荪找了老夫，自愿拿出二百万两银子，与老夫合作办铁厂，盛杏荪是捡了大便宜。芦汉铁路建好后，还要建粤汉铁路，粤汉铁路建好后，老夫早就想到的川汉铁路也可动工了。汉阳铁厂，光生产国内的铁轨，就至少可以高枕无忧二十年……”

张之洞被一股好胜之心所激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说到这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话已出了轨。一则明明是盛宣怀为自己解了难，反而说成是自己帮了盛宣怀；二是明明答应盛宣怀要在铁厂一事上帮他说话，现在反而将铁厂的前途虚夸得这样美好，更吊起袁世凯的胃口，给盛宣怀帮了倒忙。张之洞为自己的失言而不安，现在唯一的补救是不再讲话了。他闭起两眼，斜靠在藤椅上，一会儿工夫，便轻轻地打起鼾来。袁世凯见此情景颇为奇怪，刚才还神采飞扬，怎么转眼间便老颓如此？

侍立一旁的何巡捕也从未见过这种现象，他急中生智，对袁世凯说：“香帅近来身体一向不太好，昨夜为修改一份折子，又忙到三更天，想必是累了。卑职陪袁大人在西花园里走一走，过会儿他醒来后再接着谈。”

袁世凯会见张之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又亲眼见到这位外间传闻得不可一世的张香帅，其实已经是一个衰朽老翁，不可能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竞技场上的对手。袁世凯已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什么了，便站起来，轻轻地对何巡捕说：“香帅困了，不要惊动他，让他好好睡一觉。我明天还要赶到上海，就先告辞了。”

说罢，蹑手蹑脚地走出西花厅。

张之洞干脆装到底，也并不叫住他。晚上，何巡捕持了一封张之洞道歉的亲笔函前来看望袁世凯。袁世凯看后淡淡一笑，置之一旁。

第二天，袁世凯来到上海，满脸哀戚地在盛康的遗像前三鞠躬后，便胸有成竹地和盛宣怀谈起轮、电二局的管理来。

袁世凯做出极大的诚意和真心关怀的姿态对盛宣怀说，许多人都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若让他们得手，今后便难收回。若让北洋衙门来管理，一则此二局既为北洋所发端，现交北洋管，名正言顺；二则你为北洋旧人，眼下只是因守制暂不过问而已，三年后复出仍可继续督办北洋的洋务局厂。盛宣怀对此早有预料，便大谈轮、电二局每年需要拨巨款维持汉阳铁厂的经营，若北洋收回轮、电二局，则请连汉阳铁厂一道拿去。不料袁世凯已知底细，未作丝毫犹豫便一口答应。这下反而弄得盛宣怀非常被动。

盛宣怀本是个机智过人的人，稍稍一愣便有了主意。他说，不管轮、电二局也好，汉阳铁厂也好，实行的都是董事会制，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召开董事会，由董事会做决定。盛宣怀推出董事会来，一为拖延，二来借此做转圜。

袁世凯在心里冷笑一声，嘴里淡淡地说了一句：“朱宝奎现正在直隶做洋务局总办，要不要他回来和你商谈董事会的开会日期？”盛宣怀听了这句话全身都凉了。他知道袁世凯已掌握了他的内幕，再不交出，结局会更惨，遂咬紧牙关，忍痛将轮、电二局暂时让给直隶，今后再寻机报仇。

盛宣怀写信给张之洞，请张之洞务必为他保住铁厂。张之洞当然不愿意袁世凯染指他的地盘，便函告袁世凯，铁厂是湖广的洋务，与北洋无关。袁世凯本不要铁厂，回函说铁厂只能由香帅经营，北洋无权也无能管理。盛宣怀终于保住了这块肥肉。

袁世凯与盛宣怀的交手，以袁的全胜而告终，但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到了六年后袁世凯罢官回籍，盛宣怀借机卷土重来，将轮、电二局夺了回去，他又胜利了，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五、秦淮河畔，两江总督与卖菜翁畅谈六朝烟水气

转眼三个月期限已到，张之洞并未见有回湖督本任的谕旨下达。眼见从武昌带来的银钱所剩无几，在江宁主管家政的环儿心里着急。朝廷给官员的薪俸极低，一个一品大员的年薪也不够一百八十两，靠正薪是根本不能过日子的，真正度日的银子是养廉费。一品官员的年养廉费为一万两，有了这笔钱，日常的开销足可以打发，但也不能过得奢华。其实，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用度奢华，他们的银子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靠朝廷所发的正常薪俸，而是另有渠道。除贪污受贿外，其渠道主要来自各种可由地方自行控制的收费，如火耗、折色等，各级官府从这里抽出一部分来分肥；管军队的衙门则可以从军饷中打主意，如截旷、扣建等。官场都这样，便见怪不怪，只要不贪污受贿，就是清官了。

湖广总督的经费也有这条来路，但张之洞用这笔钱来广招幕僚。湖督衙门的幕僚最盛时曾多达八十余人，供应这个庞大的幕府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张之洞有时不得不从自己的养廉费中支出。除此之外，他还要长年接济两个哥哥留下的遗孤。因此，张府的银钱一向并不宽裕。养廉费通常都要到次年的正月才发放，年关一天天近了，无论江宁寓所还是武昌家中都存银不多。这天夜里，环儿对丈夫说：“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银钱不够怎么办？”

张之洞问：“还有多少银子？”

环儿答：“所有散碎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两。”

张之洞紧锁着两道眉毛，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环儿冷笑道：“你为办洋务，可以设法筹集几百万两银子，为家里筹集几百两银子，你都想不出个办法来。你这个一家之主怎么当的！”

与佩玉不同，环儿仗着年轻漂亮，时常在张之洞面前说点不客气的话，张之洞喜欢这个小妾，也并不生气。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还不简单。”环儿不屑地说，“你是堂堂的江督，不问江宁衙门要钱，已经是很清廉了，难道不可以向江宁藩司借点钱？”

“向江宁藩司借钱？”张之洞睁大了眼睛，“这个口怎么开？”

“借钱怎么不好开口？有借有还嘛，过年后开了养廉费再还给他们不就行了？”环儿说话一向伶牙俐齿，“你做总督的不好开口，我叫大根去借好了。”

“不能这样！”张之洞断然否定这个办法，“你不知道，两江有多少人想打我张某人的主意，只是找不到借口罢了。你若向江宁藩司借钱，他们立马就会知道张某人缺钱用，主动送钱上门的人就会踏破门槛，到那时你怎么办？传出去也不好听。”

环儿反问：“那你说怎么办呢？年总得过呀！”

张之洞说：“你别着急，让我来想办法。”

张之洞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终于有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清早，他问环儿：“你说说，过个年需要多少银子？”

环儿想了想，说：“紧打紧算，至少要八百两。”

张之洞说：“到典当铺去当八百两如何？”

环儿笑道：“我们到江宁来是做客，本来就没带多少东西。你看看，家里摆的用的就这些，能当得八百两银子吗？”

张之洞说：“这你别管，你给我找出四只空木箱来。”

从武昌带来的木箱子有六口，现在大部分都是空的。环儿稍做调整后，便腾出了四口空空的大木箱来。她望着丈夫道：“你拿这四口空箱子去当？”

张之洞说：“你把大根叫来。”

大根很快进来了。

张之洞对大根说：“你到外面去捡些碎砖断石来，每个箱子里放半箱的砖石。”

大根大惑不解：“四叔，您这是做什么？”

张之洞附着大根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一番，大根笑得咧开了嘴。

“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说起哟！”张之洞叮咛着。

大根笑着点头：“您放心，我不会说的！”

这天放晚，大根亲自赶了一头大骡车，车上放的正是这四口装了砖石的木箱子，只是每个箱子上多了一道盖有两江总督衙门关防紫花大印的封条，来到白下街一家名叫兴发的当铺前。账房先生忙迎上来。

大根一副神气十足的派头，从车上跳下，对账房说：“你是老板吗？”

“鄙人是账房。要当东西，找我就行了，不需要找老板。”

大根白了一眼账房，大大咧咧地说：“你知道大爷我是谁吗？我是两江总督衙门上房管家，总督夫人急着要点银子用，一时手头短缺，拿出四口箱子来抵押，向你们典当点。你们老板不亲自接待行吗？”

账房听说是两江总督衙门来的，早就神情紧张，起身忙说：“大爷稍等，我马上去叫老板。”

一会儿，一个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急忙走出来，对着大根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小人是兴发铺的老板，怠慢了，怠慢了，请大爷进屋喝茶抽烟。”

大根挺起胸膛命令道：“叫两个人来，将这几口箱子抬进屋，要仔细点，碰坏了，你们赔不起的！”

“是，是！”

老板陪着大根进了屋，立时便有人上茶敬烟壶。

大根跷起二郎腿，将烟壶搁在茶几上，先喝起茶来。

兴发典当铺开了二十来年，还从来没有正经官员在这里当过东西，现在居然招来了个两江总督，这个主顾可了不得！今后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兴发铺的光荣。把这个事儿传扬传扬，铺里的生意岂不大大地兴旺发达？

老板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高兴，客气地说：“请问大爷，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大根瞪了一眼：“夫人装的，我怎么敢问！咱们家老爷素爱古董，八成可能是前人的宝贝。”

许多做大官的都有好古董的脾气，瞧这箱子重的，不是青铜，便是细瓷。但老板生性精细，怕上当，又试探着说：“大爷，凡来铺子里当的，我们都得看看，也好估个价呀！”

大根没好气地说：“要你们估什么价，这些东西又不卖，只是做个抵押而已。你看看这封条，总督关防严严实实地盖着，你能启封吗？”

老板细细地看了看封条，果然清清晰晰地盖着三寸多长一寸多宽的紫花大印，老板见过盖着这种印信的文告，相信了。

“那么，请问大爷，这四口箱子要当多少银子？”

“不多，八百两就够了。”

老板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以为四口装着古董的大木箱，要当几千上万两银子，不料只这么一点儿。老板高声对账房说：“取八百两纹银来给这位大爷。”

账房捧了银子过来，大根接过。账房弯着腰说：“大爷既是总督衙门的，想必有进出的腰牌，请给小人看看，以便登记造册。”

“你是不相信你大爷，好吧，你拿去看看吧！”

大根从腰带上取下一块小铜片来，账房双手接过，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后，又双手奉还，连连说：“这是小铺的规矩，请大爷包涵包涵。”

大根也不去管他，提起银包上了车。

正要吆喝骡子时，他记起了张之洞的叮嘱，忙把老板叫过来，板起脸说：“这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要不了十天半个月，我会将本息一起还给你的。”

“是，是！”

老板忙不迭地答应。

有了这八百两银子，环儿不再为在江宁过年发愁了。

这天午休时，梁鼎芬到西花园散步，看见张之洞在石舫甲板上晒太阳，便走了过来，说：“香帅，我昨天去了趟钟山书院，蒯光典告诉我，张幼樵已在上月底过世了，灵柩也在前几天运往他的老家丰润去了。据说身后萧条，除几箱文稿外，别无长物，李家也没有人来。”

“幼樵过世了？”张之洞大为吃惊，“他比我小十一岁，今年才不过五十六岁，怎么就会过世了？”

“听蒯光典讲，这几年幼樵心情抑郁，一天到晚以酒浇愁。前年李少荃过世后，他更觉起复无望，从那以后愈加消沉厌世。忧愁是伤人的祖师，他哪里经得起这多年的折磨？唉，可惜呀，一代才子便这样无声无息地了结了。”

张之洞的心里也不好受，沉默片刻后说：“幼樵病重时，张家也不给我一个信，让我最后见他一面，说几句话也好呀！”

梁鼎芬说：“我也这样对蒯光典说起过。蒯光典讲，上个月中，他和钟山书院几个教习去看他，问他要不要香帅来见见面。幼樵说，他是个大红大紫、飞黄腾达的人，我是戴罪之身，不要牵连他。”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口陡然堵塞似的闷得难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幼樵到死都在记恨我！”

是的，也不能怪张佩纶记恨。上次，张之洞在江宁城做了近两年的署理江督，对住在同一城的张佩纶不闻不问，只在离开江宁前函邀他与陈宝琛一道游焦山。难怪张、陈均不接受这个邀请，也难怪张佩纶至死不愿与张之洞见面。从张佩纶那边来看，张之洞的确是一个只顾仕途而薄于友情的俗吏。然而，从张之洞这边来看，他也有瞧不起张佩纶的充足理由：纸上谈兵时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一到战场便手足失措，贪生怕死；当年骂李鸿章时，何等理直气壮、正义凛然？谁知转眼之间，又做了李府的入赘女婿，这与卖身投靠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