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江流域的会党，要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老湘军头上。当年老湘军的霆字营统领为鲍超，鲍超是四川奉节人，他的霆字营中有许多四川人。四川有个影响很大的会党名叫哥老会，四川籍的湘军把哥老会带进霆字营。入哥老会的人互相之间特别亲密，平时有福共享，打仗时有难共当，最受丘八所喜欢。很快，哥老会便发展到湘军各营各哨。江宁打下后，湘军十成裁了九成，这些被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老家，也有一部分不愿回家，流落在沿长江两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内，他们靠着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会众，最多时曾达十多万人。因为哥老会势力强大，地方官绅无不畏惧退让三分，因而使得其他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大刀会、红教会、白莲教及拜上帝会余党也跟着在长江流域活动起来，加上这些人在内，光绪年间长江两岸共有二十余万会党在山林江湖中活跃，成为当时中国黑社会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区域。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一带自古尚武之风盛行，谭家是浏阳显宦，唐家则是浏阳名儒，各种势力都愿意与他们接近，谭、唐二位本是倜傥不羁的脱俗之才，便凭借这些关系与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嗣同在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第二天，鉴于时局的危急和对袁世凯的不太放心，便向居住长沙的唐才常发出一封密电，叫他迅速与两湖会党取得联系，并立即北上赶到京师，共襄大业。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火速与湖南的几位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又星夜赶赴汉口，欲与湖北首领商议。就在这时，噩耗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英勇献身。同时，他在狱中的题壁诗也传了出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人纷纷猜测，“两昆仑”指的是谁？只有唐才常心里清楚，这肝胆相照的两昆仑正是谭嗣同和他两人。眼下好友去了，自己留存，留存者只有秉承遗志，继续奋斗，才能不负去者的最高托付和期待。唐才常含着巨大的悲愤，为好友写下了一副传诵极广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嬴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本欲赴京为谭嗣同收尸，后听得浏阳会馆的长班刘凤池已负主人遗骸，正在南归途中，便回家稍做料理后急赴上海，筹商新的行动。

唐才常在上海停留几天后，辗转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海内志士，共同匡救时局。在日本期间，他拜会了亡命此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又结识了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两派都主张武装起事，康有为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复辟光绪；孙中山的目的是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去年十一月，唐才常带着康有为所筹集的三万银元及与保皇、革命两派都关系甚深的热血志士傅慈祥、林奎、沈荩、毕永年、秦力山等先后回国。不久，慈禧立溥隽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废立，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唐才常、沈荩等人都列名其中。唐才常从这一行动中看出了光绪在全国的声望，“勤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用以联络同志，共图大举。为更好地联系江湖会党，两个月后，唐才常又在上海成立自立会。

自立会的形式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差不多。开山堂、发票布，山名富有山、票号富有票，上设正副龙头、下有内外八堂，拜香堂、喝鸡血酒。康有为、唐才常列名副龙头大爷，梁启超、林奎、毕永年、秦力山列名总堂大爷。就这样，他们将长江流域一带的二十余万会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立会既受康、梁领导，又遥戴孙中山。

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的事件出现，全国人心浮动，唐才常和在海外的康、梁、孙都认为是个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唐才常遂以挽救时局、保种保国为词，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又设总部于上海、分部于汉口。

与此同时，林奎、傅慈祥在汉口筹建起义的军队。将军队定名为自立军，集兵两万，分七军四十营，另以会党十万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这七军即中、前、后、左、右、新军、先锋营各军。中军的主力为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前军设在安徽大通，后军设在安徽安庆，左军设在湖南常德，右军设在湖北新堤，新军及先锋营设在武汉。中军统领为林奎、傅慈祥，新军及先锋营的统领为唐才常。自立军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起事。

这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西洋各国及日本签订《中外互保条约》的消息传了出来，海外的康、梁、孙与国内的唐才常等人都于此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动向：李、刘、张三督与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倘若能说动他们独立于朝廷的话，则既可以免去兵戈之灾，又可利用他们的威望影响全国，无论是对眼下的勤王，还是对今后的变专制为共和都大有好处。这些熟谙日本历史的志士，都知道当年明治天皇就是靠着强有力的萨摩藩镇和长州藩镇的策划，才实现王政复古和倒幕维新的。光绪就好比明治，李、刘、张就好比萨摩和长州。由李、刘、张来策划实施，一切就会顺利得多。年轻的救国志士们都认为此种设想值得一试。

恰好此时李鸿章在香港，孙中山请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代为进行。卜力通过翻译和李鸿章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李听得多、说得少，对于“两广独立”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不表态。直到会谈结束，卜力也没弄清楚这个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总督，对此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卜力耸了耸肩膀，对与中国大员的谈话之艰难深感无奈。卜力做过多年的香港总督，时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他的愉快感极少。他似乎看到在他与中国官员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分明存在着的厚墙深沟，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后来他才悟到，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他本人无法越过。他将与李鸿章的会晤告诉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说：“晤谈是成功的，请你过几天再去见见他。”

谁知两天后李鸿章便接到恢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当卜力再次与他会面旧事重提时，李一口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是后来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年轻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吴禄贞通过一个在自强军中做中级军官的朋友引导，在总督衙门里拜会了刘坤一。

吴禄贞是个直炮筒，不喜欢转弯抹角，话没说几句就提出了“两江独立”的话来。刘坤一听到这话，脸色陡然一变：“你是想走当年王闿运劝曾国藩的路吗？这条路在我刘某人这里一样地走不通！”

在湘军战功鼎盛的时候，年轻的书生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蓄势自立，遭到曾国藩的拒绝。作为一个性情刚烈的军人，吴禄贞受不了刘坤一的这种奚落，一气之下二话没说，就走出总督衙门，心里狠狠骂道：“真是个老废物，还摆谱儿哩，等我们起义成功后，你向我投诚，我都不收留！”

自立军的分部设在汉口，张之洞自然是自立军首领密切关注的重要人物。中军统领林奎采取江湖通常手段，选派四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湖广总督衙门旁边游弋，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下手，劫持张之洞。因为北方局势紧张，武昌各衙门已接到不少湖北地方乱民蠢蠢欲动的报讯，督署及省垣三大宪等衙门都大大加强了戒备，亲兵营为督署增加两个哨的兵力，日夜值班，不敢有丝毫懈怠。四名侠客在衙门四周游弋半个月，有几次甚至登上张之洞居住的后院上房屋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康有为得知这一情况后来电制止。这时唐才常也从上海赶到汉口，在紧靠英租界的宝顺里住下。宝顺里的房主李宝田在英国人办的宝顺洋行当买办，以他的名义在宝顺里购的六栋房屋，其实是宝顺洋行的产业，受英国租界的保护。中国官府未经英国领事馆同意，不能进入宝顺里。因为有这层保护，唐才常住在这里，并将自立军总部机关也设于此。

否定劫持方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决定光明正大地进督署游说张之洞。这是因为唐才常和傅慈祥都有一个很好利用的身份——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而张之洞则是以总督、创办者的身份一直兼任两湖书院的名誉山长的。

正是武汉三镇又成火炉的日子里，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两人各穿一件薄竹布长衫，来到位于汉阳门码头附近的湖广总督大门口，对门房说：“我们两个是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得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现学成回来，特为拜谒恩师张大人，请代为通报。”

张之洞对两湖书院的学生寄予厚望，凡有两湖书院的学子造访，均拨冗接待，何况他们又是官费资助的东洋留学生，想来张大人一定更为乐意接见。门房想到这里，笑着对唐、傅说：“二位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人。”

一会儿工夫，门房出来，果然客气地说：“二位先生随我来，张大人在客厅里接待你们。”

在会客厅刚坐稳一会儿，张之洞便来了。令两位过去的学生所惊讶的，还不是四五年不见的两湖书院名誉山长的衰老，而是他的散漫随意，不修边幅。在两湖书院就读期间，他们曾多次见过张之洞，那时的张之洞虽其貌不扬，却官仪十足。正二品的翎顶蟒袍、三寸高的白底乌筒靴，在前呼后拥的随从衬托下，总督大人显得威风凛凛，令那些年轻的学子两眼不敢正视，心里则羡慕得要死。而如今的这个老头子，上穿一件灰白色的宽袖对襟夏布衣，下套一条半长阔腿玄色旧绸裤，不穿长衫已使人惊奇了，脚下还趿着一双麻与布混合织就的拖鞋，手上拎着一把有了裂缝的大蒲扇。若不是在督署客厅里相遇，若不是先前认识，唐才常、傅慈祥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威名赫赫的湖广总督，分明就是一个老态龙钟、毫无地位的普通市井老者，顶多只是三家村的一个穷老教书匠而已！早就听说张之洞通脱简易，看来传说自有它的依据！

唐、傅见张之洞迈过了门槛，立刻刷地起身，弯腰向他深鞠一躬，然后自报身份：两湖书院第三期学子湖南浏阳唐才常，两湖书院第五期学子湖北潜江傅慈祥。

“坐，坐下。”张之洞上下扑了两下蒲扇，和气地对着两个后生子说，自己也边说边坐下，“你们两个都是两湖书院的，我看着你们有点面熟，但若在路上相见，认不出来。”

这是实话。张之洞一年到书院不过两三次，唐、傅两人在书院读书时也没有格外突出的表现，当然不可能在他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唐才常说：“我们两个从两湖书院毕业已有几年了，今天特来看望恩师。”

那时的官场士林时兴认师拜师。亲自教过的学生，哪怕只三个月半年，终生认其为老师，这是天经地义的。书院的山长，视书院的所有士子为生；反之，所有士子也认他为终身老师，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府试、乡试、会试的各位座师、房师，被中式的秀才、举人、进士视为老师，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各省学政、各府教谕，被该省的士子视为老师，也在情理之中。所有这些，都有师与生的痕迹可循。还有一种普遍的拜师习俗，那就是下级官员执着门生帖子恭恭敬敬地拜上级官员为师，上司如果受了，今后就按师生形式频繁走动。这种做法实在没有一点师生之迹可循，只是将赤裸裸的功利目的掩藏在深情脉脉的师生之谊中罢了。一旦到了原来的学生大为发迹，做的官和自己相当，或甚至超过自己的时候，做师的便要将帖子奉还，表示自己现在已当不起你的老师了。据说刚毅与翁同龢的关系恶化便起于这件小事上。刚毅原来只是刑部的一个主事，因办事能干，翁同龢器重他，将他提拔为郎中。刚毅见翁同龢这条路子可走，便递上门生帖子，翁收下了。从那以后，刚以翁的门生自居，执礼甚恭。以后外放地方官，每次进京，都要殷勤看望恩师。后来，翁将他再调进京来，做了礼部侍郎。那时翁是尚书，官位还在刚之上，刚仍对翁以师相待。不久，刚入军机，升工部尚书，又调兵部尚书，又拜协办大学士，和翁完全平起平坐了。翁却没有想到这时应该将刚的门生帖子还给刚，引起刚的极大不满。最后，在慈禧面前多次告翁的恶状，翁终于被开缺回籍，丢失了富贵仕途。

刚毅这种反目为仇的小人做法虽是少数，却很典型地说明了晚清官场中所谓师生关系的实质，说起来真是令人可笑可叹！

主考、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后，一向热衷于办学校作育人才，他自然乐于得过他一日之教的人终生称他为师。对于那些为了干求而递门生帖子的下属，只要他看得起的，他也乐于接收其为门生，乐呵呵地听人家叫他老师。见这两个离开两湖书院好几年的年轻人来看他，还称他为恩师，张之洞显然高兴。他笑着对唐才常说：“你从两湖书院肄业后的情况我略知一点。你是回到湖南去了，为地方做事，时务学堂你参与了，《湘学报》上常看到你的文章。办新政是好的，但不要太激烈了。圣人说过犹不及，你也过了点。当然，比起谭嗣同来，你又算稳当的了。”

唐才常注意听着，在目前这个时候，提起谭嗣同，不骂他为奸佞，只是说他激烈、过头了。身为朝廷大员，这种态度，已足够友好的了。唐才常觉得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