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岳父李雁城自从和那个蔡先生相识后，脑袋就出问题了。他对安徽兵炸门抢劫有他的看法，认为中国太无政府主义了，什么人拉了支军队就可以为患百姓，明打明抢，这样的国家是不是烂到骨头里了？次日，他于晨曦中对李雁军说：“哥，我们中国难道要这么乱一世？”李雁军恰好相反，他是个不关心时局的人，他没有堂弟那么大的心，目光也没堂弟那么刁钻，他满足于习武、吃饭、做事和睡觉，这种简单明了的生活让他安宁。他淡淡地说：“这我怎么晓得？”我岳父把蔡先生的话传给李雁军听：“我们中国人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是最要不得的，这也是军阀们可以任意欺压老百姓的原因。”他看一眼一旁的开得红灿灿的美人蕉，又说：“哥，有一位蔡先生对我说，只有把贫穷、落后的中国砸烂，重铸一个新中国，中国才有救。”李雁军揉揉站桩站酸了的腿说：“你不要信这些话。”我岳父瞟一眼睡眼惺忪的我大叔，我大叔刚起床，一屁股坐到葡萄藤下，一双大脚伸到我岳父的眼皮下，我岳父说：“蔡先生说如今的中国，谁手上有枪谁就是王，你看张敬尧，当了我们湖南的最高长官，不但不安抚老百姓，还纵容他的官兵公开抢老百姓的财物和打老百姓，这老百姓能生活下去？”

我大叔很瘦，一张脸很白净，太阳可以把这个人晒黑，把那个人的脸晒成锅粑色，太阳却没法把我大叔何金江的脸晒黑，尽管他每天上学都来来回回地在太阳下闲逛。我大叔的脑海里装着许多中国的未来，这都是肖先生在教室里宣讲的。他听我岳父这么说，就觉得太对了而嘿嘿嘿笑，边望着我岳父说：“我们老师要我们把书读好，长大了好报效国家。”早晨的太阳有点耀眼，我岳父把目光投到我大叔的脚上，心里嘀咕“二少爷的脚真大”，却表扬我大叔说：“你们老师说得好。”我大叔正要说什么，忽然有枪声传来，一片激烈的枪声，不知哪里又在打仗！奶奶慌忙从厨房跑来，警告大家：“今天都不要出门。”

一家人就坐在堂屋里，眼睛盯着葡萄架上的葡萄，还盯着含有火药味的阳光，那阳光黄中带红，以致墙角的美人蕉开得都笑了，不断地摇晃。李雁军坐在一隅不说话，爷爷也锁着眉头不说话，我岳父却说个不停，把他从蔡先生那里获得的与时局相关的信息，用蔡先生那种忧国忧民的语气说出来：“北平现在很乱，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军阀，谁都不听谁的。东北有个张作霖，手中有十几万军队就我行我素。孙中山的国民党在广东搞自己的一套，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呢。”我大叔耳朵奇大，听力和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强，他一听这些话就心潮澎湃地攥着拳头问我岳父：“雁城哥，你说现在中国该怎么办？”我岳父说：“要变，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岳父说着，一拳击在自己腿上。街上还有枪声，一会儿激烈，一会儿又变成零零星星的，一会儿又大作起来。过了中午，街上安静了，只有苍白的阳光涂在墙壁上。

奶奶叫上李雁军，想去菜市场打个转身。路上，只见街上到处是军人，一个个横端着枪，目光都跟恶狗样不信任地瞪着人。奶奶的腿软了，又和李雁军折回家。奶奶对爷爷说：“到处都是端枪的军人，长沙怕是要打大仗了。”傍晚，我岳父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在饭桌上宣布说：“中国又换总统了，新总统叫徐世昌。”奶奶放下碗筷说：“不会为这个新总统又打仗吧？”我岳父说：“蔡先生说这是国会选出来的新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