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所在的第五师和第四师、第三师联手把国民党军打回了广东，第五师因伤亡过大，撤回长沙休整。爹在家养伤期间，湖南教育界的人士跟赵省政府力争，成立了湖南大学。我二叔何金林天生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一高兴便成了湖南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奶奶非常欣喜，家里放了挂一万响的鞭子，把个青山街炸得硝烟弥漫，很多人都探出头张望，以为哪里又打仗了。那年月，考上大学就等于中了举人，是极光荣的。奶奶请来国乐队，让他们像办喜事样在家里吹吹打打，那些男人就心明眼亮地坐在院子里吹着唢呐和打着锣鼓，脸上喜洋洋笑嘻嘻的。唢呐声和锣鼓声从院子里飞出去，招惹得韩家、刘家和曾家等一些人都跑来看。家里开着流水席，青山街的街坊都被奶奶招来吃饭，有的人甚至不是青山街的，只是路过时觉得奇怪而来看热闹的，也被奶奶留下来吃饭。一些不知情的街坊以为何家的三少爷今天娶媳妇，左右张望，边打听新娘是谁，怎么没见新娘子。奶奶咧开嘴巴大笑说：“我家老三考上大学了。这比娶媳妇还光彩呢。”奶奶让何金林装烟给大伯大叔抽。

一拨人吃完，嘴一抹走了，李春和张桂花就赶紧收拾桌椅，让另一拨人坐下，又抓紧上菜，因为门口还站着两拨人。这拨人吃完，下一拨人又坐到桌前猛吃。张桂花炒了一锅又一锅菜，洗了一堆又一堆碗，这个从不叫累的河南女人于傍晚时分，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头歪在椅背上，用河南口音梦呓。奶奶可怜张桂花说：“桂花是真累了，我也累得半死。”

湖南大学在河西的岳麓山下，我二叔要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奶奶一早起床，为我二叔准备行李。二叔不想要奶奶送他，奶奶说：“妈想去大学看看。”奶奶特意穿上蓝色的新衣，鞋子也是早两天去鞋店买来的新绣花布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人就很精神还很年轻样。奶奶把她三儿子送进湖南大学，替儿子铺好被子，挂好蚊帐，就满脸喜悦地站在门旁，看见戴眼镜的男人，她就尊敬地笑，这是奶奶打心眼里尊敬老师和文化人。奶奶的口袋里装着好几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是她让张桂花去街上买的，见人她忙装烟，不管来者是抽烟的还是不抽烟的，她一律将烟呈上。直到下午，奶奶把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角落都看够了，才放心地坐着船回来。奶奶进门便对给葡萄藤施肥的爷爷说：“金林进了大学，我这当妈的总算放心了。”

爹伤好后，回了军营。有天，爹无事，上街走了圈，买了份《大公报》。回到营房，他喝口茶，坐下来读报，爹在报上读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多年里，爹一直很盲从，在吴佩孚的军营里受唐正强那我行我素的颓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什么都持着怀疑态度，想不明白中国社会应该何去何从。这会儿，爹的脑袋仿佛开了窍，很激动，把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每个字都进行斟酌，觉得这太对他的思路了。在我爹心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而马克思是德国人，与中国不搭界，不现实。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孙中山是中国人，了解中国国情。爹拿着这份《大公报》跑去给李雁军看，李雁军刚练完功，正拿毛巾擦汗，爹大声说：“雁军，现在我脑子里有主义了，孙中山先生告诉了我。”李雁军拿过报纸，爹在一旁像麻雀样叽叽喳喳，以至于唾沫四溅。李雁军把脸偏开，因为他脸上已经落了不少我爹嘴里飞出的唾沫星子。李雁军淡淡地说：“这不是我该想的事。”爹看着身材高大的李雁军——李雁军这两年在军营里也许是没操心，反而长壮实了，“雁军，你白长了一个高大的身坯！”爹很感失望，把报纸珍爱地折叠好，放进军服口袋。

我大叔那时候住在宝南街工会旁的一间破房子里，那间屋子一到下雨天就涨水，那里还住着几个一心要干共产主义的人。爹口袋里揣着那份报纸，就觉得自己已找到光明地步入何金江住的那间破屋子。那天我岳父也在，他们正开会。爹走进去时，有人用手拦着我爹不让我爹进，爹瞪一眼那人说：“我找何金江。”那壮汉的手这才放下来。何金江看见他哥绷着脸走来，笑了下，“哥，什么事？”何金江瘦了，穿得也破旧，袖子烂了也没补，脸色还十分疲倦，一对招风耳色泽灰暗地支在瘦脸的两旁；一双大脚的两个脚趾分别伸出两只宽长的黑布鞋。爹闻到一阵臭气，那应该是门外阴沟里飘来的。爹对何金江说：“金江，你该回家看看爹妈了。”一年轻人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金江同志，你回家打个转身吧。”爹看这人一眼，这人长一张长脸，瘦削，但目光炯炯有神，笑容也十分和善。这个人是郭亮，几年后他的头被砍下来，挂在长沙一个名叫司门口的城墙上示众。

兄弟俩便面对面坐着，何金江起身为他哥倒杯茶，爹说：“我今天带了张报纸，你看一下。”爹从口袋里掏出《大公报》，又特别强调：“你看一下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何金江不看，“我看过了。”爹问他：“你觉得三民主义怎么样？”何金江自信的模样一笑，“三民主义是为少部分人服务的主义，没有我们共产党提出的共产主义好，我们共产主义是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造福。哥，你加入我们共产党吧？”爹不愿听何金江说共产主义，爹固执地认为马克思是德国人，不懂中国。爹扫一眼何金江住的这间破房子，感觉住在这样的破地方，人瘦得像只猴子，居然想搞“人人平等”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爹觉得弟弟对自己要求太低，也太幼稚了，便冷冷道：“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法改变，还搞什么共产主义？！”何金江瞧一眼门外的阳光，——那阳光里飘来秋天里一些枯枝败叶的气味，有些刺鼻，他回答他哥说：“哥，我们这代人没有享福的命。孟子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点苦比孟子给予我们的警示算什么呢？”

爹也知道孟子，肖先生在课堂上讲过，说孟子是亚圣人。爹怒道：“别跟哥说孟子，孟子是讲仁义的，你连爹妈都不管，这就是不讲仁义。”何金江苦笑了下，“哥，润之先生说得好，我们这代人是为改造中国而生，不可能面面俱到啊。”爹以为润之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好奇地问：“润之是何方神圣？”何金江说：“润之就是毛泽东先生。”爹就不屑，气恼道：“你们什么都改造不了。”何金江觉得他哥太武断，说：“事情总要人做，不去做就改变不了，做，就有改变的可能。”有人走进来叫何金江，爹起身，兄弟俩不欢而散。

爹想在身边找一个人讨论三民主义，但没有人跟他讨论。李雁军不与他讨论，爹就去找贺团长。贺团长正跟杨福全下棋，敞开衣服，桌上摆瓶白酒和一碟花生米。在西湖桥一带长大的贺团长，不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他看完报纸后有点云里雾里，就把报纸丢给杨福全看，“这是搞政治的人的事，与我们无关。”贺团长喝口酒，又说：“跟你说实话，敝人对政治没兴趣，我只对女人感兴趣。”爹觉得贺新武太赤裸裸了，笑容里含满色情，简直就是个二流子。杨福全也不是个爱思考的人，他那颗芋头形状的脑袋里只装着吃喝玩乐，除去吃喝玩乐，剩下的怕都是碧湘街的那些妓女了。他见我爹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和贺新武，就笑着对我爹说：“我杨福全只听赵师长的。”他说这话时一脸漠视一切的自信，真让我爹恨不得走上去踢他一脚。爹扫一眼平常吃饭和喝酒都用大碗的盲目自信的杨福全说：“我真想把你这颗脑袋打烂重铸。”杨福全哈哈大笑，“谢了。”贺团长却说：“我们不要为这些破主义伤脑筋，我们去碧湘街喝花花酒去？”杨福全兴奋道：“好啊，喝花花酒去。”

爹没跟这两个军官去喝花花酒，回到家，从李春手中抱过我大哥，只好跟我大哥说：“胜武，你长大了一定要是个三民主义者。”大哥笑，看着爹。李春也笑，笑得一张脸很甜蜜，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地盯着他说：“金山，胜武还是婴儿呢，你跟他说三民主义不是浪费口舌？”爹在儿子脸上亲一口，说：“今天太阳真好。”这一天的阳光确实不错，照得墙壁黄灿灿的，地上也跟撒了一地的黄金样。爹心情好，接过李春递给他的一杯茶，喝着。

夜幕降临，这个夜晚很静，能听见风在屋顶上跑过的声音。爹站在窗前，李春走拢来，偎在他身上，爹在她额头上亲了下，李春就箍住他，把温柔的脸蛋贴到他脸上说：“你没感觉到吗？”又亲昵地一笑，“我自己都感觉到我的脸好烫的。”爹明白她的意思，她是传统女性，不会把话说透。爹抛下困扰着他的主义，把女人抱到床上，“我要你再跟我生一个三民主义者。”爹冲动地觑着他心爱的女人，抚摸着女人漂亮、白净、妩媚的脸蛋，女人用一口洁白的牙齿咬住他的手指，爹很用心地亲着女人那光洁、火热的面颊。

有天晚上，爹梦见天上有三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被一支利箭射下来了。一早，爹摸着头，半天也没想明白他怎么会梦见天上有三颗太阳，居然清晰地梦见一位武士把其中一颗太阳射下来了，那名武士叫后羿。那天上午，《大公报》上刊登一则讣告，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北平与世长辞。中央还登了幅大照片，照片呈现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灵堂，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还有宋庆龄、孙科等人，一副对联展示在灵堂两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爹傻傻地瞧着这幅照片，觉得心中有一座山坍塌了，想哭，“一个能拯救中国命运的人就这么死了？”他悲伤地说。整整一个星期，爹阴着脸，谁也不理。赵师长来三团视察，爹躺在床上装病。赵师长摸我爹的额头，摸不到热度，“何副团长，你怎么不出操？”爹坐起身，哭丧着脸说：“孙孙孙中山先生死了。”

爹沉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爹喜欢上喝酒了。一天，他一个人喝了一斤白酒，醉倒在操场上，被不知什么毒虫咬了口，醒来时他看见天上的太阳是黑的，而他的脖子上肿了个鸡蛋大的包，一身软绵绵的。他大病一场，高烧把他的脑袋烧成了锅粑，再醒来时他就认同醉生梦死的观念了。团部龙参谋长是醉生梦死的祖师爷，他既不信三民主义，更不信共产主义，他只相信醉生梦死的主义，并把这个颓废、却诱人的思想移栽到贺新武的心坎上了。“团长，我们军人，活着，谁也说不清哪天就战死了，你说是不是？”龙参谋长鼓着两只金鱼眼睛，一本正经地宣讲他的理论，讨好地瞧着贺团长，“枪子儿又没长眼睛，不会因为我们这些军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转弯。所以，及时行乐才是正理。”

龙参谋长是个四十岁的男人，从前是南门口街上摆摊替人算八字骗钱的骗子。他是彻头彻尾的及时行乐者，一脑袋的玩乐。早几个月，龙参谋长就领着贺新武和杨福全去街上逛妓院，回营后边喝酒边在我爹面前大谈他玩的那妓女如何风骚，某某妓女又如何温柔等等。当时我爹心里装着三民主义，就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不过是穿着军装的不要脸的公狗！爹从病魔和悲哀中走出来，回到军营时，已是万紫千红的春天，放眼望去，这个季节，山坡上开满迎春花，红红艳艳地点缀着军营前的山林。贺新武团长高兴地看着我爹，龙参谋长大嘴一咧，一个淫秽的歪点子掷到我爹眼前，“何副团长，你病好了，那要给你接风，晚上一起去喝花花酒。”爹觉得龙参谋长是个天生的坏种，不理他地走开了。

晚上，爹被贺团长、杨福全营长和龙参谋长拉到碧湘街喝花酒。爹本来不想去，但贺团长说：“怡红楼里一姑娘，艺名小红，琵琶弹得真好，你一定要去听听。”爹就不好再拒绝地跟着他们来到怡红楼。小红姑娘就坐在台子上弹琵琶，一张瓜子脸，打得粉白粉白，眉毛画成两皮弯弯的柳叶，把个琵琶妖娆地抱在身前，弹出一串我爹听不明白的声音。菜上桌了，酒也上桌了。贺团长问我爹：“弹得怎么样？”爹笑笑说：“好听。”贺团长嘻嘻一笑，“她像不像林黛玉？”爹不知道林黛玉，傻笑了下，这时他的眼睛瞪大了，他看见我岳父撩开一间房的门帘，从里面走出来。龙参谋长一脸色情地问：“何副团长，你看上谁了？”爹瞟一龙参谋长，“我看见一个熟人。”爹起身，向我岳父走去。我岳父也看见我爹，爹真没想到我岳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就尴尬地一笑，“我来听小红弹琵琶。”我岳父看一眼弹琵琶的小红，小红一副窈窕淑女相，我岳父脸一歪，放低声音贴着我爹的耳朵说：“我听别的姑娘说，小红有花柳病。”爹申辩：“我不是来玩的。”我岳父可不这样看，他一脸理解地拍拍我爹的肩，“我理解，猫有不吃腥的？”爹十分吃惊地看着我岳父，我岳父这年二十八岁，是个面容消瘦的一脑袋革命思想的年轻人，一双眼睛却于这种环境里放着兴奋的绿光。杨福全在那边叫道：“过来啊，金山。”我岳父说：“我走。”爹目送他走出怡红楼，贺团长说：“龙参谋长，给何副团长叫个姑娘。”爹摇手，“我不要。”龙参谋长很抵触我爹这么回答，道：“你不搞女人的吗？你别在弟兄们面前装正经。”爹就不好说不要，都在一个团干，你不同流合污弟兄们就会在背后笑你“假圣人”，贺团长的一双大手搭到我爹肩上说：“这才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