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把我奶奶带到反日救国会，把我奶奶的情况反映给上海反日救国会的人，救国会的人很感动，都同情我奶奶，于是安排我奶奶在救国会的烧水房住下，说：“您放心，我们会帮您救回您儿子。”那年上海的冬天比长沙还冷，奶奶的手和脚还有脸在来上海的那些天里全冻烂了。烧水房里有一张床，是工人睡的，奶奶来了，工人就回家睡了。奶奶在上海反日救国会住了半个月，天天帮上海救国会的人做事，一早就起床，不到天完全黑下来，她就不回烧水房。奶奶不是个爱吃白食的人，每过一天，她就用指甲在墙上划一道，便于以后计算房费，划到第十四杠，那天半夜，教堂的钟声响了，那雄浑的当当当的声音把奶奶于梦中唤醒，奶奶还以为自己是在长沙，稍一想，才想起自己仍在上海。

早晨，烧开水的工人来了，奶奶盯着烧开水的工人问：“师傅，昨夜那个尖顶屋当当当地是怎么回事？”烧开水的看窗外一眼，“那是教堂，昨天是阳历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今天是阳历年一月一日，是洋人过年。”奶奶明白了，“这么说，今天是新年了？”

就是这天，日军攻打山海关的榆关，榆关守军拼力还击，但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炮火，激战三天，中国守军伤亡过半，被迫撤退，山海关被日军野蛮的占领了。这再次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强烈愤慨，上海反日救国会的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游行。奶奶从不参与政治的，也气愤地跟着上海救国会的人走在游行的队伍里高呼救国救民的口号。救国会的人跟巡捕房交涉，要求巡捕房释放去年抓进去的那些于反日救国运动中有过激行为的中国人。巡捕房的洋警察不同意，但救国会的人天天声势浩大地在巡捕房前吵闹，身着蓝印花布棉袄的我奶奶总是站在最前列，用没有几个人能听懂的湖南话大骂日本人，还指着洋警察骂他们欺负中国人。奶奶用湖南话骂道：“你们缺德呢，太缺德了，总有一天会要遭雷打的——你们，遭雷打呢晓得吗？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巡捕房的洋警察瞪着这个湖南来的中年妇女，问她：“你说什么？”奶奶道：“你们这些砍脑壳的，看到我们中国好欺负就跑来欺负我们中国，总有一天你们会遭雷打的！”洋警察看着我奶奶，奶奶就用手势告诉洋警察道：“轰隆一声，一个雷把你打死了。”那个能听懂湖南话的上海救国会的人马上说：“大婶您说得好。”

巡捕房的洋警察见我奶奶指手划脚地叫骂，就把我奶奶抓进巡捕房。奶奶一点也不畏惧，脸上一脸湖南女人的骄傲和勇敢。洋警察叫上翻译来审问我奶奶，奶奶倔强地瞧着洋警察，脸上很不客气地冷笑。洋警察问了句话，翻译说：“你是哪里人？怎么在巡捕房前带头闹事？”奶奶说：“我是中国人，我只知道这是中国的上海！”翻译把奶奶的话译成英文，洋警察又说了句，翻译又译道：“你为什么在巡捕房前叫骂？”奶奶说：“我儿子被你们巡捕房关了快一年了，我来要回我儿子。”翻译把我奶奶的话译给洋警察听，洋警察让翻译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奶奶说：“我儿子叫何金石。”洋警察就翻卷宗，当然就翻到在押人员何金石的名字，洋警察让翻译告诉我奶奶，何金石是刑事犯罪，不能轻易放人。奶奶大怒道：“何金石不是刑事犯罪，他是在销毁日货时被你们洋警察抓的！日本军队犯的罪更大，在上海打中国军队，在山海关杀中国人，你们怎么不去抓日本人？”翻译没把我奶奶的话译完，洋警察就用一句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岂有此理。”洋警察觉得审问我奶奶这样的中国妇女，等于是对牛弹琴，就起身对翻译说：“把这个中国妇女赶走。”

奶奶一走出巡捕房便受到上海救国会的人的热烈欢迎，奶奶仍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跟着救国会的群众大呼口号。巡捕房的洋警察于这天傍晚放了一批人出来，我三叔何金石也在其中。奶奶看见儿子瘦成皮包骨，眼睛都红了，“儿子，你受苦了啊。”何金石拒绝母亲抱他，赶紧闪开说：“妈，我一身的虱子。”奶奶说：“那你去洗个澡。”我三叔洗了澡、理了发，人又精神了，昂起一张尖瘦、苍白、略长了些黑胡子的脸，英俊极了，目光却深邃了，“妈，日本侵略军都占领热河了，热河曾经是我们皇帝避暑的地方，中国人真的要当亡国奴了。”奶奶见儿子的心仍寄放在国家存亡上，便说：“你还小，这是大人考虑的事。”何金石睁着一双愤慨的虎吊眼望着他母亲，“妈，日本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如此强横无理？”

我三叔何金石变成熟了，那个羞涩、武断和自诩自己是数学天才的少年何金石，成了个沉默无语的用自己的思想考虑问题的男人，一年的牢狱生活，彻底改变了他未来的方向！他不再相信民国政府有能力改变一切，也不信奉读书救国这条路了。他深感自己报国无门，回到家，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不是看书而是抱头思考。有同学知道他回来了来找他，他很冷淡地接待同学，说话东一句西一句，有一句没一句，同学们起身走，他也不送，显得一点也不懂礼貌。湖南反日救国会的人得知他回来了也来找他，让他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一概拒绝，说他已经厌倦了上街游行。他每天晚上九点钟睡觉，上午九点钟起床，睡完十二个小时，吃过早饭，一个人去湘江边看别人钓鱼，瞧着湘江发呆。这样郁郁寡合地过了三个月，谁也不敢说他，就连爷爷奶奶也只是睁着眼睛看着这个儿子独来独往。

五月里的一天上午，邮差背着个绿油油的挎包，站在院子门口拍着门说：“青山街三号有挂号信。”这是青山街三号从古至今收到的第一封信！信是上海寄来的，寄给何金石。“何金石，请你签个名。”邮差大声叫嚷。何金石正坐在堂屋里吃稀饭，就放下碗，在邮差的记录本上签下他的大名。信是何金石在上海蹲洋监狱时的一个牢友写给他的，牢友是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是上海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地下党用毛笔小楷在信中说：“民国政府太黑暗了，而且厚颜无耻，这样的政府中国老百姓是根本无法指望的，江西瑞金有一个红色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也只有这个政权才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希望。去吧，何金石同志！”地下党还在信中告诉何金石：“当你接到这封挂号信时，我已和几个革命志士从上海出发了，我们决定去瑞金，希望数日后能在瑞金见到你。”

何金石把这封信认认真真地读了三遍，他拿着这封信去联系他的同学，让他们也读这封信。这些读信的同学里，有三个同学是跟他一并在上海砸日本人的商店时被巡捕房的洋警察抓进监狱的，三个人都比他先半年放出来。三个同学里只有一个同学愿意跟他前往瑞金，这个同学说：“何金石，我跟你一起去，中国不砸烂重铸，中国人民就真的没希望。”

另外两个同学读完大学生写的信，不动声色地将信退还给何金石，其中一个同学脸色灰暗地说：“金石，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何金石愤恨地说：“我不相信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太无能了。”另一个同学蹲监狱蹲怕了，把信退给何金石，抱歉地说：“我准备在家里跟我父亲做五金生意。”何金石不甘心道：“难道你愿意在家里当亡国奴？”那同学苦笑一声说：“我们这些人连小萝卜头都不是，大人物都愿意当亡国奴，我们不当也得当啊。”我三叔听了这话后断然说：“我真后悔把你当朋友，从此我们再不是朋友了。”第二天一早，奶奶和张桂花去了吉祥腊味店，爷爷拖着板车去了灵官渡的屠宰场，秋燕和梨花在作坊里熏制腊肉。何金石留张便条于桌上，拎个布包，一出门就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和那个同学去了江西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