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里的一天，何五一陪他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大学同学回长沙玩。他还是那么英俊、洒脱、结实，还是戴着墨镜。在他那略含嘲弄的目光里，这年头，女人比男人更疯狂更把握不住自己。他在广州的这些年里，就跟那时住在青山街一样，很多女人为他在夜总会里大打出手。那些敢爱又敢恨的女人来夜总会玩，可不是为了一些她们根本不感兴趣的所谓歌星，她们送大把大把的玫瑰花给他，为表示自己绝不需要他养活，让服务生拿一千或两千元的点歌费给他，要他站在舞台中央吹一支支含情脉脉的歌曲给她们中的某个女人听，她们在他吹黑管时摇着热情奔放的脸，一副享受的模样，真让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在最后一支歌曲吹完前悄悄离开，或者索性睡在化妆室的桌子上，免得那些要送他回家或想跟他回家的女人为他争吵，那些女人发起疯来竟敢为他自残。曾经有一个年轻姑娘，因他不同意带她回家，就要用砖头砸自己的头，吓得他慌忙逃跑。还有一个姑娘，来夜总会捧场捧了他三年，可是五一却连一句慰问她的话都没说过，那天她终于发作了，当众给自己手腕一刀，说是要为他割腕自杀，幸亏那姑娘的朋友发现得早，把这昏了头的姑娘及时送进医院。

五一一坐下来就脱掉恤衫，胸部和胳膊上都露出一股股肌肉，他这一年在一家健身俱乐部练健美，把自己练得孔武有力，一张绷紧的脸给人的感觉就更刚毅更冷漠，仿佛与我们有着一大段无法亲近的距离。李佳打电话给国庆，国庆来了，比起他这个精瘦的目光锐利的弟弟，哥哥显得虚胖且温和一些。两人一坐下来便讨论前一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炸我南联盟使馆一事。五一说话冷淡，国庆却相当激动，在国庆的脸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二叔的影子——那是个激情满怀的男人，而在五一的面孔上我却隐隐不安地联想到我岳父，岳父死后很多年，有次我和爹说起岳父，爹说“你岳父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国庆和五一虽然相差只几岁，长相也有些像，但性格大相径庭，一个热情，一个冷漠；一个眼睛里有国家，一个眼睛里除了自己什么人都没有；一个忧国忧民，一个却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气。吃饭时，国庆冲动地说：“这个世界就是以强欺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炸我南联盟使馆，说白了，是因为中国好欺负。”五一不喜欢空谈，打个哈欠，把目光移到窗外。国庆又说：“所以我们要拚命赚钱拚命消费。”国庆不等我的思维反应过来，又强调：“只有赚了钱，消费，国家的税收增加了，才有钱买好武器、造先进武器，国家强大了，我们中国人才有面子、才能睡好觉。”五一斜着一颗脑袋瞅一眼他哥，“哥现在是生意人，生意人考虑的是赚钱，所以哥首先想的是多赚钱。”国庆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那不只有挨打的份？国与国之间，与人一样，吵到顶就比拳头。”

我细想着国庆说的话，觉得他是对的。我们这代人脑袋里装的问题比他们多，干的事情却比他们少。我儿子这代人想的是用钱来改变自己和社会，这未免不是一条捷径。我问五一：“你现在在广州做什么？”五一懒懒的样子回答我：“在一家名叫维多丽亚的中西餐厅里拉琴和吹黑管。”国庆问：“那有好多钱一个月？”五一说：“老板给我三万块钱一月。”国庆就为五一高兴道：“那可以呵。”五一淡淡地答：“还好啰。”

五一只在家睡了一晚，就陪他的大学同学去张家界玩，三天后的下午他回来，只在家吃餐晚饭，便坐当晚的火车去了广州。他的英俊和冷漠无情，让我和他妈都为他担忧。“五一怎么变成这样了？走时连妈和奶奶都不叫一声，拉开门就走了。”李佳问我。我也感到无奈，“他一个人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可能养成了出门进门不跟人打招呼的习惯。”李佳说：“他不结婚，老了，谁会关心一个孤寡老人？”我们一谈五一，室内的空气就变得沉闷，因为妈的脑子里总是挂着五一结婚生子一事，她好活着时瞧一眼重孙子，好到了阴朝地府向老奶奶和爹有个交待，可是五一不肯配合。独生子女的国策又限制着国庆和高小霞再生孩子，我只好把门窗大敞，让空气对流，好把我妈的老思想吹散。可从南边刮进来的风，丝毫改变不了室内凝重的空气，空气仿佛猪油一样凝固了，要加热才能化开。只有何懿来了，妈和李佳才会露出一丝笑。一个星期天，母女俩穿着皮大衣，一进门，高小霞便搓着手说：“嚯，好冷啊。”何懿也说：“爷爷，好冷的。”我忙去关窗户，窗户一关，何懿就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智力好像还停留在小学时代，没有她堂姐何娟当年读书一半发奋。李佳就有些担心，说：“何懿，你要向你堂姐学习，她在你这个年龄学习很认真。”何懿就叫道：“奶奶，今天是星期天。”李佳点头说：“奶奶知道，不过你堂姐那时候学习起来，可没有星期天。”何懿不屑于那样做说：“星期天是上帝安排人休息的。”

有天一家人午睡，电话响了，是李文军打来的，说他和王玉珍刚从深圳旅游回来，今天来我家吃晚饭，一起过新千年。我和李佳面面相觑，都没弄清楚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上个月还在和国庆谈新千年，新千年眨眼就来了。自从我、李佳和妈搬到河西我所在的大学后，李文军和王玉珍来我们家就少了，一是距离远了，其次他俩经常出去旅游。今天两人要来，我和李佳忙去菜市场买菜。妈知道李文军和王玉珍要来，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还把满头白发梳抻，坐在客厅里，打算大家一起迎接新千年。

李文军和王玉珍是下午四点钟来的，李文军穿一身黑皮大衣，一手拎着一只塑料盒，一只蓝塑料盒里盛着红枣炖乌鸡，一只白塑料盒里盛着莲子、藕炖排骨。李文军说：“这都是玉珍炖的。玉珍说，和你们一起过新千年，姨又吃不动硬东西，怕你们来不及炖，上午就炖好了。”我妈笑，“我的牙齿早报废了，这副假牙只能吃软烂的。”厨房里，李佳在炖黑米、粟米、花生和黑豆粥，另只锅子却炖鸭子，且放了十根冬虫夏草。八月份，国庆和高小霞带着女儿去西藏玩，带回几两冬虫夏草。“几千块钱才一点点，比黄金还贵。”吃饭时，李佳先给王玉珍夹两根冬虫夏草，给她哥也夹两根，又给妈和我一人碗里夹两根，她自己也夹了两根。王玉珍把一根冬虫夏草放入嘴里，却嚼不烂。李佳说：“还嚼什么？吞进肚子就是了。”妈有自己的办法，找来水果刀将冬虫夏草切成几截，这才和着黑米、粟米、花生、黑豆粥一并吞入咽喉。玉珍也学我妈的，把冬早夏草切成几截，和着稀饭咽进喉咙。饭吃到八点多钟，收拾完碗筷，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和聊天，边等着新千年的到来。荧光屏上，全国各地都在举办迎新千年的庆祝活动。

李文军欢喜地看着我妈、王玉珍和李佳，见个个气色都不错，高兴道：“我们都还健康，真是幸运。”他把头发染黑了，就满头伪造的青丝，看上去只像个六十岁的老头。李文军这几年活得很快乐，同样，他也让王玉珍活得很快乐。他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很懂得珍惜眼下的快乐时光，就成了传播快乐的天使，哪怕只是一点点好，他也能发现，并告诉王玉珍，“你看这草，多绿呀。”他说。王玉珍笑着点头。他又指着一棵树说：“你看这树，叶子真好看。”王玉珍就看那树。他又说：“玉珍，你看这水，多清呵。”王玉珍又把快乐的目光落到水上。这都是他俩外出散步或踏青时说的事。在家里，李文军也会在细节上做文章，他把桌子、椅子和窗玻璃抹得一尘不染，甚至还要王玉珍去检查门缝抹干净没有。假如王玉珍不去，他会殷勤地拥着王玉珍去，硬要她伸出手指摸门缝并表扬他。他会笑着回答：“我就是希望你能生活在干净的环境中。”妈听王玉珍这么说后，点头说：“文军懂生活，比何家的男人懂得在余生中寻找幸福。”李文军觉得自己做这一切都很值道：“如果不懂得珍惜生活，不懂得珍惜每时每刻，那活着是浪费生命。”妈表扬李文军道：“文军说得好。”

文军这话听起来很轻松，想起来却凝重，因为我们哪里做到了去珍惜每时每刻啊，差不多是在浪费生命。我看一眼王玉珍，她比早两年消瘦了，脸上没有了过去的红润。她也跟李文军样把头发染黑了，但尽管如此，她脸上却没了早两年的光润，皮肤正在衰老中变干和变硬。她七十多岁了，岁月在她脸上自然就纠缠不清，而且死神已向她悄悄走近了，只是我们这些凡人不知道而已。

这时，电视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的民众都沸腾起来，等待着新旧交替的最后时刻到来，北京的中华世纪坛上，倒计时牌走到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0秒时，首都的数万名群众随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高声齐呼：10、9、8、7、6、5、4、3、2、1！那一刻，窗外鞭炮声大作，我才想起我们过日子过麻木了，竟忘了买鞭炮迎接新千年。我扭头对李佳说：“我们忘了买鞭炮。”我突然看见李文军紧紧攥住王玉珍的手，王玉珍见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和李文军的手上，想把手抽出来，但李文军没让。电视机里欢呼声一片。妈歪着头看荧光屏，脸上充满由衷的喜悦和惆怅。这两种表情并存于她脸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那一刻妈想到了爹，因而惆怅涌到了脸上。妈不无骄傲和伤感地说：“二十一世纪了。”妈骄傲是她没想到她活了这么长时间，妈伤感是她那辈人，很多都死了。李文军脸上挂着笑，笑得竟有些陶醉的模样说：“感谢上帝，我们平安地活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天晚上，李文军和王玉珍就睡在客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