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一早，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来我家给老奶奶拜年。外面下很大的雪，院子里白皑皑的，几只母鸡一脚高一脚低地在雪地里小心迈步，生怕掉入陷阱似的。昨天还出了太阳，说下雪就下雪了——那年月，地球还没升温，湖南的冬天还和老奶奶童年时候的冬天样，经常下雪，而且一下雪就很冷。有人敲院子门，李佳抱着头跑去开门，进来的是她爹妈和梨花伯妈。岳父岳母共一把黑布伞，梨花伯妈打一把绿伞，三位老人笨重地走来。老奶奶还没起床，醒在床上，张桂花听见梨花伯妈说话的沙哑声，忙拉开门。梨花看见张桂花便说：“新年好。”张桂花回道：“新年好。”梨花跺了跺鞋子上的雪，走进屋，噗嗵一声跪在床前说：“给何奶奶拜年。”就双手合一，头往地上磕去。老奶奶闹脚痛，踝关节肿得下不了床，坐在床上说：“梨花，行这么大的礼，咒我啊。”又对张桂花说：“把梨花拉起来，磕什么头，还搞封建迷信，那怎么行！”张桂花拉梨花时，岳父岳母也走进老奶奶的房间，岳父跪下说：“亲家奶奶，给您拜年。”梨花和我岳父每年的大年初二这天一早准来，这样持续了很多年，但都是给我爷爷奶奶作个揖了事，从不曾跪过，这一跪，跪得老奶奶一愣，感觉到不祥样，说：“雁城，你也搞封建迷信？起来，你们都坐，桂花，搬几张椅子来。”

张桂花就搬来两张靠椅，我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今天都穿着新衣服。岳父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岳母和梨花伯妈都穿着酱色灯芯绒罩衣棉袄，不同的是岳母脖子上系着红黑格子围巾，梨花伯妈系着一条绿羊毛围巾。老奶奶说：“雁城，平常过年，你作个揖就完了，怎么今年行这么大的礼啊？”岳父说：“亲家奶奶，给您行个大礼也应该，您当年为我们一家人操了不少心。”梨花笑着说：“这段时间我和雁城常念您的好，我们一起回忆您的好呢。”

老奶奶不好意思了，“我没做什么，当年梨花在这里，倒是帮了我不少忙。”我岳父见我走进来，就笑，笑得牙齿暴露无遗，我注意到岳父的牙齿有两颗龅了，以前岳父的牙齿好像没这么难看。岳父歪着尖脸说：“现在看来还是没权好，权这东西害人。”岳父这话有点莫名其妙，这个老人的脸色灰暗，目光似有些阴森，让我想起后院的那口井。一股北风吹进屋，我忙去关门。梨花伯妈被那股北风吹得打个冷噤，“何奶奶，近来我脑壳里总有一股阴风，吹得我脑壳里冷冰冰的，晚上睡觉，早晨起床脚还是冷的。”我望着梨花伯妈，梨花伯妈脸色灰白，确实没什么血色。老奶奶淡淡地说：“人老了，晚上睡觉是半天睡不热，你弄个热水袋放在脚头，脚就暖了。”梨花伯妈回答：“我是要去买个热水袋。”

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在我家吃的中饭，岳父把五一搂在怀里，用他下巴上的花白胡子扎五一娇嫩的脸蛋，五一自然要拼命抵制。岳父嘻笑，说五一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说五一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氤氲之气。中饭是玉珍和李佳做的，做了八个菜，腊鱼腊肉，还炖了个墨鱼汤。吃过中饭，岳父岳母和梨花伯妈便起身回家，岳父咧着嘴笑对奶奶说：“别了，亲家奶奶，您脚不好，不要起身。”我当时听岳父说“别了”一词，不觉一惊。梨花伯妈也笑得老脸上皱纹荡漾地跟着我岳父道：“别了，何奶奶。”雪倒是停了，但地上雪很多，岳父腿不好，我怕三位老人滑倒，就护送他们回家，在三位老人前面踏雪探路，北风抽打着我和几位老人的脸，有几个孩子在街上打雪仗。我说：“走这边，您们。”

过完年没几天，太阳出来了，雪正在融化，地上湿湿的，天气变得更冷。等这阵冷过去后，院子里桃树长苞了，三月份桃花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开了，火红火红的。老奶奶晒着久违的太阳，坐在桃枝下，腿上坐着她的玄孙女何娟，看着她的两个重孙国庆和五一。何国庆拿支笔画桃花，大哥时不时偏过头瞟一眼，指导两声。何五一长得虎头虎脑，嘴巴很大，上嘴唇很厚，瞧人时歪着脑袋。老奶奶眯着眼睛笑，说：“五一多结实，将来肯定会读书。”何娟从老奶奶腿上下来，也向她爷爷要纸要笔，趴在椅子上画画。

次日一早，出了个很好的太阳，一抹黄灿灿的阳光射进窗户，在墙上晃荡。桃花开得很红艳，蝴蝶飞来。何娟就瞪着蝴蝶飞舞，一张小脸蛋上充满欣喜。那是星期天，白玉和小刘来看女儿，白玉坐在沙发上抽烟，小刘坐在桃树前笑。家里没外人。那年月，家里很少来客，街上从前爱来我家串门的几个邻居，由于我爹的原因，都不来了。老奶奶晒着三月的太阳，问白玉外面的一些事。白玉就告诉老奶奶。白玉没心思在家久坐，有一些好玩的事和好玩的人堆在他脑海里，吃过中饭，他先走了。玉珍追出门说：“白玉，回家吃晚饭不你？”白玉只是对他母亲挥下手，人就消失在街角的拐弯处了。四月份，院子外的两株槐树开花了，槐花一串串的，在阳光下晃着白光。一天上午，先是一阵暴雨把槐花打落不少，把人落得躲到屋檐下，紧接着太阳又露出来，一抹彩虹就在雨后的晴空上，大家都站在路上看彩虹。一只乌鸦飞来，落在葡萄枝上，啄了几粒葡萄籽，飞走了。下午，李佳回来，对我们说：“毛主席又发最高指示了，街上到处都是游行队伍，好热闹的。”这时，岳母一路哭来，进门便对李佳说：“佳佳，你爸爸这没良心的跳楼自杀了呜呜呜呜。”

我岳父李爱国是继我父亲被揪出来后，我们家族里第三个被揪出来的。我岳父其实活得很谨慎，青年时期那种敢于反抗社会的精神早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了，他做事唯唯诺诺，甚至都害怕高声说话，就是准备说话也先看一下人家的脸色，专拣好的说。他退休几年了，应该是可以平安地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狂潮的，然而，狂潮还是把这个老人卷了进去。

早几年，我岳父退休后，曾陪我岳母回了趟赣南。我岳父——这个早期革命者是个好脸面的人，有荣归故里的老思想，去前与岳母一人做了一套很贵的黑呢子衣裤，晓得那时赣南的生活特别穷，就带了些钱，回到老家，见到我岳母的穷亲戚就掏钱，五块十块地给。那年月，五元已经是很大的钱了，让人接了都烫手，因而我岳父岳母就显得特别有钱。加之，两人又都穿着硬挺的村里人很少见过的黑呢子衣裤，脚上又都是黑亮亮的皮鞋，如果走路时不小心沾了点牛屎狗粪，我岳父就不顾场合地用纸去揩，或用刷子刷，这在革命老区的乡下人看来，等于就是过去的地主或县城里的资本家。就有人假装羡慕道：“我们村过去的大地主也没你们穿得讲究。”说这话的人，我岳母应该叫他舅舅。舅舅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区长，有一点文化，会见风使舵。我岳父在我岳母家养伤时，被他发现过，是他带人俘虏我岳父，随后又对我岳父“循循善诱”，说：“只要你写一份自悔书，我就给你自由。”我岳父为了“自由”，就写了自悔书。不想这份署名李雁城的自悔书登在了当年赣南地区的报纸上，我岳父看了“舅舅”拿来的报纸，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这里呆下去，就带着我岳母离开了赣南山村。我岳父对任何人都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因为这“历史”与“叛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我岳父后来改名李爱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