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梅死后，青山街三号的大门便锁上了，妈也不想回青山街住，她不愿意去回忆那些曾经活着如今死了的一个个亲人。换了环境，妈伤心的记忆会淡薄些。秀梅死后，妈随我和李佳一起去了趟青山街。那天阴云密布，仿佛上天也得悉心灵圣洁无瑕的何秀梅到老了居然被丧心病狂的歹徒奸杀的噩耗，就把天色布置得犹如灵堂般阴沉。一走进青山街三号，妈就打个趔趄，好像有人推了她老人家一把。妈看见老奶奶和张桂花的亡灵起身迎接她，老奶奶着黑妇母装衣裳，脚上一双蓝布鞋，蓝布鞋上绣着两朵白牡丹——那是我大哥随手在鞋面上绣的；张桂花在一旁笑，也穿着黑妇母装，头发盘在顶上。她们没说话，妈反倒叫了声“啊呀”，脸都白了，说：“你奶奶和张婶婶对我笑呢。”青山街三号除了我、李佳和妈，没有第四个人。我说：“妈，你这是心理作用。”妈喃喃地说：“你爹也在这里。”我为妈担心起来，妈被一个个死去的亲人缠着，满脸惶惧。回到我现在的家，妈说：“这里好，他们活着时没来过，死了就都不晓得来。”妈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

秀梅的惨死让妈自责很多天，这种自责是她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爹和老奶奶，她应该把秀梅接来住，让秀梅一个人住在青山街三号，不去管她，她这个姨做得不对。我们安慰她都没用，直到李文军和王玉珍来我家玩，与我妈说话时见我妈仍一脸内疚，王玉珍开口道：“您管得了秀梅？再说秀梅是自己不愿来住，又不是你们不接，您有什么好自责的！”李文军也说：“秀梅听过谁的？她不愿意的事，谁劝都没用。这是命，秀梅命里逃不过这一劫。”经李文军和王玉珍这么一说，妈心里的疙瘩似乎才解开。

我们就这样过，妈、李佳和我，国庆和高小霞带着女儿每个星期天来打个转身，吃完晚饭，国庆的手机就会响，有人叫他去打麻将。国庆就骑上摩托车，走人。外贸公司不像以前景气，国家放宽了出口政策，有的大工厂和大公司自己拥有进出口权，无需通过外贸公司，外贸公司的生意就“每况愈下”，国庆于是更有时间打牌了。有个星期天，国庆一回来就爬到床上睡觉，睡到中午，高小霞叫他起床吃饭他也不吃，下午五点钟，他才起床。高小霞对李佳说：“他昨天打麻将打了一通晚。”李佳就说儿子：“麻将这东西在旧社会是社会渣子玩的，你要少打。”国庆性格温和、坦诚，生性好朋友和爱玩，少年时候就喜欢招同学来青山街三号画画，但缺乏上进心。他见高小霞向父母告状，不高兴道：“你嘴巴真多。”高小霞说：“还不是为你好。”又一个星期天，国庆一来就满脸困盹地爬到铺上，人也瘦了，睡到吃晚饭才起床，妈看着她这个长孙，也说起国庆来了：“你不要只想着玩。”但是没用，在跟上一辈人对抗上，他丝毫不逊色于何家的哪一个长辈或同辈。我们再说他，他星期天就不来了，派老婆和女儿来，一问，何懿便回答：“爸爸在家里睡觉。”

有天傍晚，五一出乎我们意料地敲门，李佳开的门，五一摘下墨镜，叫声“妈”，李佳兴奋道：“文兵，快出来，你看谁来了。”听李佳说话的口气，好像来的不是儿子，而是个客人。他还是那么瘦那么结实，还是那么英俊、潇洒、懒散和慵倦，一回来，还是嗜睡，早餐还是不吃，要睡到中午才起床。他不把一个上午睡干净，就不甘心似的。他起床，濑口洗脸完毕，一吃完中饭，电视机就变成他的了，李佳想看什么都不行。他这个台那个台地找节目看，最爱的是枪战片，其次是文艺节目，而对他妈看上瘾的台湾电视连续剧根本不屑一顾。他喜欢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于是客厅里就一片打打杀杀声，妈只好躲到卧室里去，因为这会让她想起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五一把自己看累了就又爬到床上睡觉，家里一下子又安静了，风从门外过的声音都能听见。五一还是帅得充满魔力，一双带电的黑眸子对女孩子还是极具杀伤力。在广州，为了不让太多的女孩子对生活绝望而自我毁灭，他出门得戴墨镜，好让墨镜遮住他那绝对迷人的目光，因为他在广州的女朋友温柔地提醒他“你的目光太勾人了”。五一早该结婚了却不结婚，妈一看见他就唠叨这事，李佳在饭桌上也唠叨这事，五一完全听不进去，“我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打定主意一辈子不结婚。”李佳道：“等你老了，你保证会后悔。”五一把他清瘦、英俊的脸歪向一边，轻慢地一笑，“什么都没有自由好。”李佳再说什么，他把门一关，将一米八二的身体往床上一倒，用鼾声回答他妈。五一在家住了五天，没跟任何人联系，连门也没迈出一步。那些曾经疯狂追他的女孩子，不是死了、失踪了、当尼姑和住进精神病院了，就是远嫁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男人了，次一点的也嫁给本市某男人，结婚生子、聊以自慰了。第六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走了。

转眼就六月了，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感觉时间第二次提速了。以前是老奶奶和爹、妈念叨时间过得快，现在我也感觉时间的步子变快了，似乎才过的年，眨眼就是年中。这年，我的头发脱得厉害，随便一抓，就是一把头发掉下来，老年斑也上脸了，从前只是在两鬓，现在从两鬓爬到额头上来了。望着镜子里自己这张变老的脸，想人生如梦，过起来慢，回想起来仿佛只是眨眼之间。一天上午，电话响了，一个陌生口音的男人问我：“请问您是何校长吗？”我说：“哪位？”陌生口音的男人说：“我是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想跟您谈谈。”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陌生男人说：“您大儿子何国庆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何白玉忿忿地来了。白玉忙着跟一家拆迁公司打官司。他创办并且经营十多年的酒店，被那家拆迁公司于过年后无情地捣毁了，原因是那里要扩建马路。这几年，长沙市政府在市区内扩建了好几条街，芙蓉路建成了，五一路、黄兴路也拓宽不少，现在要扩建蔡锷路。白玉的酒店不拆，蔡锷路到他酒店门前就得拐弯。旁边的店铺都拆了，只剩白玉的酒店仍孤独地突兀在街中。白玉不肯搬走，因为拆迁公司给他找的另一个门面距繁华的闹市区较远，白玉想要拆迁公司为他找一处好点的门面，不然就不搬。这样僵持了三个月，过完年，拆迁公司就叫来一车防暴队员，进行强拆。防暴队员都是些年轻的战士，只知道执行队长的命令，队长一声令下，防暴队员便把酒店的服务员和厨师一个个赶出来，跟着把酒店的桌椅掀到门外，把用身体护着酒店、打算死在酒店里、且破口大骂的何白玉粗暴地拖出酒店。铲土车就向新装修不到两年的酒店开进，只听见轰隆一声响，不锈钢玻璃门和着一面墙一起倒了，腾起一股浓烈的灰尘。何白玉气愤得声嘶力竭地骂道：“土匪啊，比土匪还土匪啊，你们欺负我们平头老百姓啊。我跟你们拼了。”

防暴队员不给何白玉拼命的机会，狠劲逮着他，边吼他道：“老东西，我警告你，你敢蛊惑民众、敢闹事，招呼我们把你关起来！”何白玉没想到自己当年威风八面，如今却被在他眼皮子底下诞生的拆迁公司的几个小青年联合防暴队来整治。他大叫：“我刚装修的酒店啊，就这么被强盗毁了，什么世道啊，这是强盗社会啊。”防暴队长听他这么嚷叫，板着脸说：“住嘴，不要在这里瞎说，小心你的脑袋搬家！”何白玉不管这些，继续叫道：“这是欺负老百姓啊，把我们老百姓不当人啊，我不活了。”他不活也得活，因为两个年轻的防暴队员揪着他的胳膊，致使他想一头撞死都不行。防暴队长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下，“不能因为你，这条路就不修了。政府要搞的工程，你挡得住？”何白玉瞪着防暴队的军官说：“政府要搞的工程却肥了所谓的拆迁公司，什么拆迁公司？就是一群地痞和流氓！”拆迁公司的人见何白玉这么说，就很凶地瞪着他，“你再说一遍！”何白玉说：“国民党时代也修路，修路都要跟店户们协商，协商不好再协商，你们呢，强拆。这就是强盗！”防暴队长说：“就你一个钉子户，就你一个人不肯拆，就你一个人挡了社会主义的路，那我们只好强拆。”白玉愤怒道：“我花五十万刚装修，我要你们补偿三十万都不肯，我这五十万装修费找谁去要？！政府拨给你们的拆迁款，你们只拿出一半来支付拆迁户，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我要上北京告你们！”防暴队长猛盯着他，“你告政府？老家伙，给你胆子去告你也找不到门。”

杨敬国和王刚强来了，这两个于文革中跟着何白玉闹的老猛男，见他们守护的酒店转眼成了废墟，也傻了。“强盗，这是要我们的命啊。”杨敬国叫道，“这是抢我们老百姓的饭碗啊——你们。”王刚强冲上去，逮着拆迁公司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拳揍到那男人脸上，骂道：“小杂种，我要你赔！”拆迁公司的人和防暴队的见这几个老头这么凶，又见围观的路人也帮何白玉说话，怕引起民愤，就拥上来，把三个老头揪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