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五一于那年六月初的一天，左胳膊上戴着黑纱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一脸冷峻地默哀了三分钟。何五一教这所重点中学的高中音乐欣赏，他的这个举动一下子在学校传开，而且他还戴着黑纱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穿行，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这让学校领导看着很刺眼，觉得他太为所欲为、太不把领导的话放在眼里了。何五一其实不热爱教书工作，时常上课迟到，开会缺席，总是有女孩子围绕着他，甚至连他教的女学生也跟他眉来眼去，这早就让校长很不高兴、且想找个由头整整他的傲脾气了。何五一家又没死人，戴着黑纱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当然是同情那些“动乱分子”，全校的老师和干部只有他戴黑纱，也只有他站在讲台上默哀三分钟。校长便在大会上批评他，何五一却很不给校长面子，霍地起身而去。这就把自己公然搁在校长的对立面了。那天，五一骑着单车回家，胳膊上戴着黑纱，吃饭时大说怪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一抹黑。爹那天的听力出奇的好，把孙儿说的怪话全听了进去，这让爹皱起雪白的眉头。吃过饭，五一准备走时，爹把他留住，“你等一下，”爹说，“爷爷跟你说些事。”五一在沙发上坐下，爹坐在他对面，看着这个英俊得让很多女孩子异想天开、让很多男青年嫉妒得要命的孙子。“爷爷经历的事情比你多，”爹这样开口道，脸色威严得不容置疑，“爷爷告诉你，中国只要一乱，老百姓就要遭殃。”何五一有些惊讶地望着爷爷，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爷爷是挨过不少整的“反动军阀”，是应该支持他的。

爷爷咳声嗽，昂着一张头脑清晰的脸，接着道：“爷爷早年在统战部工作，研读过一些中国近、当代战争史，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结束，这一百零九年里，战争在中国就从没断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天国战争打了几十年，最后被曾国藩率湘军镇压了。接下来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甲午战争，跟着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什么列强都可以跑到中国来打一场牙祭，逼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推翻清朝政府，这些战争累计起来先后打了七十年。那七十年的外侵内扰爷爷没经历过，但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国内军阀混战，这爷爷就经历了，也打了。军阀混战期间，谁管过老百姓的死活？军阀们都想扩大地盘，对老百姓强征税，征了税就拿去买军火、扩充军队。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湖南年年发大水，洪水来了淹死人、冲毁房屋、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没人管。那时的政府，都是把老百姓当猪狗。谁为了老百姓的生活，拿钱去治理河道和修筑过防洪堤？解放后，长沙也发过几回大水，但都有政府出面治理和管，受灾的老百姓也有政府管饭、管睡，不至于露宿街头，老百姓就不感到害怕。”爹说到这里，看着何五一，“你大叔爷爷和二叔爷爷为什么放着书不读而要革命？就是饥民饿死或冻死都没人管。”爹接过妈递给他的茶杯，喝口茶，又举着一双眼睛看着何五一道：“当年的湘军军警和后来国民党的军警胆子都大得没边，随意抢夺老百姓的东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有枪就有一切，打死人跟打死一条狗样。那样的社会，土匪猖獗，军警像强盗一样横行街巷。后来蒋介石倡导北伐战争，大家都拥护他，可是北伐战争才进行一年，蒋介石就在国民党里大肆清党，屠杀又开始了，你老外公、老外婆就是长沙‘马日事变’的牺牲者。”妈对何五一点头，爹继续道：“结果引发了国共两党的战争和军阀再次混战，又打了好几年。国共两党的战争还没打完，日本帝国主义又侵略东三省，几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跟着又是解放战争。有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或几十年，都是打个没完没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只要一乱，吃亏受苦的总是老百姓。”爹把目光更加凝重地放在何五一脸上，“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老百姓就遭殃十年，爷爷、你大姑妈一家、你小姑妈、你爹不都在文革中挨整了？你亲外公、你二叔爷爷不都是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这就是乱的结果。现在这十几年，生活好些了，一些人却又闹起来，又要把中国搞乱，你跟着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起什么哄？他们懂什么？他们经历过军阀们胡作非为的混乱年代？经历过惨烈的抗日战争？你生在六十年代，不了解旧中国，不要被人利用了。有些人嘴里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不要跟那些人和事搅在一起，不然爷爷就不认你这个孙子。把黑纱摘了。”

何五一没有与爷爷讨论这些事，在他眼里，爷爷老了，固执了，思想观念也陈旧了。什么年代了？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和抗日战争？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翻出来了，他听得头晕，把黑纱摘下，起身往学校赶去，因为他下午有课。然而，他走到教室前，数学老师站在走道上对他说，教务处的主任要他来上这节课。校长停了何五一的课，摆在何五一面前的是两条路，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检讨；要不，就去守传达。何五一很失望，他觉得这个社会有些变态，什么都被校长这类鸡肠小肚的人把持着，什么都是校长这类人说了算，其他人想发言、想声张正义都没有机会，他觉得很没劲。另外，他这两天说的一些话，明明只是跟几个关系好的老师私下说的，竟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以致校长在大会上厉声说：“有个别老师，希望天下大乱，说只有大乱，才有大治。”

何五一迷惑了，他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他想不通怎么他的好友都是些告密者？他忽然觉得在这个学校混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角色。平常称兄道弟的，一旦校长要整他，这些人就马上疏远他，看见他也不敢打招呼了，好像他是一坨毒似的。他对英语老师说：“我们分手吧？”英语老师说：“为什么？”何五一把这个社会想得很坏，说：“我不喜欢这个社会，人都被扭曲了，找不到忠诚、找不到同舟共济的朋友，都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损人利己的货色。你跟着我不会有好日子过。”英语老师说：“你可以改啊。”何五一摇下头，“我不知道是谁把我说的话出卖给校长，我很反感周边的人，每一个人都使我讨厌，是谁拿我的话去校长那里讨好卖乖？我又不知道，这是我最痛苦的。”英语老师急了，流着泪说：“五一，为了我，你就低下头吧？”何五一不肯为她低头，他那敏感和高傲的性格不允许他站在全校教职工面前作检讨，更不允许他坐在传达室守门。他没跟任何人商量，于六月中旬的某天下午英语老师去上课时，在晾台上拉了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后，把小提琴放进琴盒，拿起黑管，还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入挎包，走了。

那天晚上，英语老师走进青山街三号，来找五一，顺便想要我们做五一的工作。我和李佳、玉珍和秀梅都十分惊讶。那几天英语老师急得猴子样四处奔走和寻找，最后怀疑我们把五一藏了起来，一天凌晨两点钟突然敲门，那急躁的捶门声，吓得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忙去开门。她走进来，一脸有气的模样，也不跟我打招呼，径直奔向五一的房间。五一的房间里，床上盖着挡灰的旧布毯子，毯子上还落了点灰尘，一看就没人动过。英语老师轰然倒下，坐在地上恸哭，吓得我和李佳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一定帮她找五一。但真正得知五一的消息是一年半后，那时英语老师已失踪。她的父母已向派出所报案，同时掏钱印了几万张她的肖像，乘火车去全国各地的城镇张贴，可是毫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