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梅回来，拎着个皮包，穿一身铁灰色列宁装，脖子上围一条枣红色围巾。秀梅仍然是一个人，仍然高傲、自信和假装乐观，但她每天出门，花在脸上的时间就比过去长些了，虽然经过一番修饰后，还很漂亮，但这是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的男人这么看她——而这些男人不但结婚而且都有孩子了，与她同年或比她小几岁的青年看她，就不觉得她有多水灵和有多漂亮了，因为从她身上溜走的时间或多或少还是留了些痕迹。这两年，追求秀梅的小伙子明显少了，秀梅自己也惶恐地感到她的魅力大不如从前了。两年前的某天，她忽然发现站在她学校门前的那些个青年都不见了，街上空空的，只有五月的阳光。她走进青山街，从前那里总是聚集着十几个盼望她下班而找她搭讪、让她既紧张又烦躁的青年，如今那街口上也只有五月里寂静、温暖的阳光了。她再剪女式男发，也没有年轻人像过去那样从学校门口一直尾随她到青山街，或从青山街追赶到学校门前，并拿火热的目光盯着她不放了。

但尽管如此，何秀梅却是那种能化悲伤为力量的女人。几年前，就在她觉察她的魅力于青山街方圆二十里内正一点点消散的时候，她凭自己任劳任怨的能力和认真刻苦的工作态度，终于赢得上级部门的青睐，走上了小学校长的岗位。现在，她不上语文课，也不教唱歌了，改上六年级的政治课，这门课就她一个老师，考试题目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没什么压力。当了十多年人民教师的何秀梅，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压别人。她听毕年轻老师讲课，绷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冷冷地批评年轻老师说：“你的课要讲浅点学生才能听懂。”她扬起俊俏的面孔听完某老师向她诉苦后，不冷不热地说：“能者多劳，你多挑点担子也是可以的。”她对一些出了差错的老师却毫不客气地说：“你要多学习，我看你——上课还讲错别字。”她对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老师充满怀疑，指出道：“你要把私心去掉，入党，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把六年级里那些调皮得连班主任老师都拿着头痛的学生叫进校长室，一脸语重心长地说：“台湾没解放，香港没收回，你们身上有着千斤重担，长大了是要去解放台湾的。”那些调皮学生听她这么说，把鼻涕一抹，道：“知道了，何校长。”她抚慰着调皮男生道：“下次我要听到你的班主任说你进步了，能做到吗？”调皮男生忙站直身体答：“能做到。”

何校长实在太负责和太忙了，忙得每天回家都过了吃饭时间，过了吃饭的时间她就吃几口剩饭剩菜，反正奶奶、我妈会为她留饭留菜。李将军看着吃饭的何秀梅，见她一身干部模样，笑笑说：“秀梅，工作是要干，婚姻大事也不能耽搁啊。”秀梅说：“李伯伯，我人都老了，还结什么婚啊？”李将军说：“你要说老了，我们不更老了？你怎么不结婚啊秀梅？”秀梅把一坨红烧肉咽进喉咙，“也没怎么，就是不想结婚。”

何秀梅其实很想结婚，只是她走不出那个“怪圈”，那个怪圈好像一个无形的铁环，将她框在铁环中。她也跟我妈一样入了党，如今是学校校长，她更不愿意把她过去所受的侮辱讲出来，而不讲出来，她又觉得自己对不起李文华，但讲出来她又觉得自己没脸活在这世上。所以她就拖着，仿佛要与李文华比，看谁不结婚的毅力更大一些似的。李文华仍然是一个月给她写封信，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也每个月回封信，说另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过去，她收到李文华的来信，总是猜测信中说了些什么话，然后再打开看。现在，她不再猜测，因为信里再也没有让她激动的内容。她生就的小姐脾气和高傲的天性绝不会让她在信中说上一句乞求的话，尽管她想结婚有时候想得要命，当她看到一对年轻夫妻手拉手地在街上漫步时，她会陡生嫉妒，就会想到自己和李文华，就想要是她回家能见到李文华该有多好。可是当李文华回来接母亲时，她却害怕地躲藏起来，躲在学校里不敢回家，直到晚上十点钟，她才心虚地溜回家。李文华见她回来就关门，便困惑地敲开她的房门，想与她说说话，她却用自己听见了都十分陌生的冷静得不能再冷静的声音说：“文华，有事，明天再说好吗？”然而，第二天，天还没亮，李文华还在梦中，她就拉开门，果断地溜出去。直到李文华不再奢望地带着母亲离开，她才如释重负地回到家，却躲在房里为自己的懦弱大哭一场。

爹对何秀梅的婚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年龄这么大，还嫁谁啊？爹一度也很急，还批评过秀梅，想让她嫁给李文华，但秀梅迟迟不肯嫁，爹就死了心，现在爹反而不急，对李将军说：“随她吧，路都是自己走。”我岳父看着何秀梅，还看着李将军和我爹，岳父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没有人可以看见未来。”岳父胆子变小了，我真不知他老人家当年是怎么革命的！岳父一看见当官的人就敬畏，看见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人就谦让。我有时候觉得我岳父活得很自卑，不像一个男人而像一条遭人嫌弃的老狗，当然这样想，对我岳父是大不敬，但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就挥之不去了。

有天，在岳父家里，我问岳父当年为什么革命，那么多人没去革命，他为什么要革命？岳父就下意识地摸着自己脸上那条老得与皱纹混合在一起的刀疤，陷入深度的回忆，说：“当年你爷爷喜欢雁军，不喜欢我，嫌我练功不用功。”岳父把他之所以去革命的原因归咎在我爷爷身上，说了他脸上那条伤疤的起因，“要是当时你爷爷护着我，我也不会去革命。”我又问岳父为什么半途退出革命，岳父又跌入痛苦之中，“蒋介石、何键当时下那么大的死力要剿灭共产党，”岳父说，“谁知道会有今天啊？当时很多人都动摇了，跑了，不只是我一个人。”岳父睁着两只迷茫的眼睛望我一眼。其实，岳父骨子里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后悔不是因为自己没坚持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自己没把握住机会，所以那天我岳父说：“要是我当时没负伤，我可能跟着毛主席长征了，这是命，命里我没有这个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