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金是出差路经长沙，特意在长沙下车的。何大金的出现让奶奶和我爹异常高兴，尤其是奶奶，大金几乎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等于是奶奶的半个儿子。大金长相一半像他爹，一半像奶奶记忆里的王嫦娥。奶奶拉着大金的手足有半个小时，奶奶拍着大金的手背说：“你啊，真让奶奶挂念。”大金就咧开宽厚的大嘴笑。他不再是那个阴郁、孤单、生气时一个人躲在厕所里不肯出来的男孩子，他已与一姑娘结了婚，那姑娘跟李佳样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不但舞跳得好，歌唱得好，普通话也说得好听，是厂里搞国庆或元旦联欢晚会的报幕员。奶奶问大金：“怎么没把你爱人带来让奶奶见见？”大金羞涩地一笑，“奶奶，她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后能走路了，我一定带她和孩子来看奶奶。”

何大金从朝鲜战场上一下来就以团长的军衔转业到了贵州，因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国内有很多女孩子给身处朝鲜的志愿军官兵写信，鼓励他们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何大金团里的一个连长牺牲了，他就代那个连长回信，告诉那个写信的贵州姑娘，她心爱的人英勇牺牲了。没想一个月后，贵州姑娘给他写了封回信，要他替她多杀几个美国鬼子。何大金接到姑娘的回信时，竟有些激动，因为这是他今生今世第一次接到一个姑娘的信，信的字体娟秀、修长，语言亲切，让何大金读了十遍。他在战火硝烟的间隔中，趴在战壕里又给姑娘写封信，说他一定为她多杀几个美国鬼子。这信一来二去，就在何大金那孤独的心田上开创了一条幸福之渠，并激发了他的好奇，让他对写出一笔娟秀文字的姑娘产生了热情的想象，想她应该是一张苹果脸，想她应该有一双明媚的大眼睛。有次，何大金回信时，假装顺便提一句，如果她有相片又方便的话，不妨寄一张给他，让他知道与他通信的姑娘长什么模样。在朝鲜战争停战前的两个月，何大金收到了姑娘寄来的相片，相片上的姑娘与他想象的竟一模一样，正是一张苹果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像不是刚见相片而是早就认识似的。心无着落的何大金，第一次有了一种归宿感。他转业时果断地去了贵州，到了贵州，他又特别提出要去姑娘所在的那家国营大厂，因为他之所以转业来贵州是那姑娘把他吸引来的，负责安排转业的干部很理解他的心情，安排他去了那家国营大厂任副厂长。

大金在我们家住了两天，那两天他哪里也没去，就在家呆着，对任何人都笑呵呵的。他来的那天正好白露，白天有点热，晚上却不热，早晨起床，月季花和美人蕉上都沾着露水。他对奶奶说：“我梦见得最多的还是青山街上的人和事。”奶奶看着大金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没你爹的下落。”大金说：“我想我爸妈都死了，要是不死，早该回来了。”

李文军来看大金，说了一大堆话。临了，李文军抬起他那张阴郁的变胖了的脸说：“你对释放日本战犯一事怎么看？”大金在厂里天天看文件，虽然比李文军小几岁，但政治上却比李文军略显成熟，他说：“这是上面的事，我们无权议论。”李文军不同意道：“不对，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那么多罪恶，怎么可以说放就放？”大金看着李文军说：“中央有中央的考虑，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可以考虑那么大的事？”李文军一脸嘲讽地一笑，一副谁也不怕的模样，声音变粗变大了，“我今天去了雨花亭的抗战纪念碑前烧了纸钱，”他说，“还把那张报纸也烧了，祭祀抗战时战死在那里的弟兄们。”大哥和大金都吃惊地看着李文军，李文军又说：“我还去黄土岭上烧了纸钱，就在我们当年坚守过的阵地上，以示我李文军悼念在黄土岭上阵亡的第三师的官兵，在我默祷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下午四点多钟时，天空突然阴了，确实下了雨。大金坐在客厅里看着下雨，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边想他远在贵州的妻子，“是下了雨，”大金说。李文军把他的感觉放大道：“那是我为抗日战争中死去的英烈们烧纸钱时，天老爷显灵，跟着我落泪。”大哥很激动，眼睛里都盈满泪水，肯定李文军说：“你做得对，明天我也去青山街英烈祠烧一堆纸钱。”

青山街英烈祠这两年没人管了，早两年英烈祠还有人打扫，都是抗日战争中伤残的原国民党老兵。这两年，中、小学的教材改了，教材上说“国民党拒不抗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就把那几个伤残老兵安排到残疾人厂糊纸盒子，免得他们在这里晃来晃去地碍眼，当然就没人再为抗日战争中阵亡的英烈们打扫牌位了。这天下午，李文军手里拎着一大包给亡人烧的纸钱，和我大哥缓缓向英烈祠去了。大哥坐在三轮车上，摇着手柄，李文军严肃着脸走在我大哥一旁。这时是下午四点多钟，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街上空空的，除了老人和小孩，大人们都忙着建设社会主义去了。两人来到英烈祠，英烈祠里空无一人，秋风把落叶都刮到地上，地上就一地的枯叶和垃圾。只有那株桂花树于这个季节里开着细碎的白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英烈祠里立着一块花岗石碑，石碑上凿着“抗日英魂”四个行书体字，描着红油漆。此刻，英烈碑上有很多黄泥印渍，那应该是孩子们掷泥坨留下的。英烈碑的后面是一间存放英烈牌位的房子，做灵堂布置的，建得很肃穆，门窗都是黑色，那个对着门摆设着众多牌位的阶梯似的祭坛和后面的墙也是黑色。从前这处庞大的祭坛上摆着四百多个牌位，每个牌位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一九四四年时坚守在妙高峰上的一个整编营，从营长到士兵全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们为国捐躯，门楣上特意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写着三个楷书体字：英烈祠。这块匾被什么人取下来扔在祭坛下，匾上尽是灰尘和脚印。放眼望去，四百多个牌位只剩几十个，且东倒西歪，有的扔到了地上，有的摔烂或被人踩烂了。灵堂不再肃穆，给人一种凄惨衰败的景象，还有一股屎臭，是人和狗的粪便。

大哥和李文军凄凉地来到石碑前，李文军怒视一眼天空，大叫一声：“弟兄们，你们死得太冤了，我为你们难过啊。”声音很有力地散开，冲进破旧的灵堂，被灵堂里那面黑墙挡了回来，就有喑喑的回声，回声落到桂花树上，致使桂花树都颤栗不止，落下不少桂花。我大哥苦着脸，没吱声。李文军又说：“我心里痛啊。”大哥低着头，李文军蹲下，把那包纸钱解开，分一把给我大哥，两人就在“抗日英魂”的碑下烧着纸钱，一股淡淡的蓝烟便于习习的秋风中抚慰着石碑，然后飘散开去，风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

有放了学跑进来玩的小学生，他们生生地觑着这两个男人，很快他们就玩自己的，在坪里掷纸飞机，或绕着那几株树追赶和打闹。我大哥和李文军一声不吭地烧完纸钱，李文军悲伤地说：“我还记得彭营长，他从前是中学老师，彭营长投笔从戎，就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大哥昂起头，只见一抹残阳投射在麻灰色的英烈碑上，正好涂在“抗日英魂”四个行书体上，使那四个字顿时红亮亮的，熠熠生辉。大哥闻见了秋风吹来的桂花香，这才把闭臭的口张开道：“历史和我们都会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