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五公里有一口鱼塘，鱼塘在岳麓山后山，是一杨姓农民家承包的，鱼塘里养着不少鱼，供喜欢垂钓的人钓鱼。李文军住到我家后，每逢秋天，天气晴朗时，他会独自拿着钓杆，搭车来这里钓鱼，边呼吸山林的空气。鱼塘的四周是一大片茂盛的山林，那一大片山林在阳光下没完没了地吐氧，李文军大口呼吸着氧气，感觉心肺都打扫干净了。我也去过，但不像李文军那么勤快，李文军爱垂钓，我是偶尔为之。不过，自从李文军满了八十五岁后，李佳就不准他独自出门，怕她哥路上不小心绊倒。但那天——那是何五一一家人走后的第六天，李文军说他好久没吃鱼了，他说这话时老脸上既有追忆又有向往。李佳看哥一眼，随口说：“明天我去买条鱼来吃。”李文军摆手，说他想去钓那口塘里的鱼，因为那口塘的水是雨水和山泉水，鱼的味道吃起来特别鲜美。次日一早，他把鱼杆从晾台上拿下来，坐在沙发上绕线。李佳看一眼外面说：“哥，天太热了，不要去钓鱼。”李文军把鱼杆、鱼线整理好，对妹妹说：“我中午不回来吃饭。”李佳问：“你中午吃什么？”李文军已走到门口换鞋了，答：“等下路过夏门面包店，我买个面包当中饭。”妈坐在她房里说：“文军，晚上等你钓的鱼吃。”李文军答：“好。”

这一天的骄阳烤炽着长沙大地，蝉一早就在树枝上鸣唱。李文军心里高兴，很想到杨家鱼塘钓几条鱼，路经夏门面包店时买了个面包，上了一辆开往汽车西站的公共汽车。他坐了三站，下车，向岳麓山下的那家农家乐走去。太阳很大，但走在通往半山腰路上的李文军，因呼吸着山林里吐出来的新鲜空气，一点也不觉得晒人，反倒觉得周围的山林都对他招手对他笑，像迎接贵宾样迎接他。十点钟，李文军来到了杨农民家的鱼塘前。这口塘有两个足球场大，杨农民把这口塘承包下来，在塘边撑起一把把遮阳伞，摆上折叠椅，接待来钓鱼的城里人。李文军向杨农民买些鱼食，坐到塘边，给钩子上鱼食，接着，钓杆一甩，钩着鱼食的钓钩就落进远远的水中。那天天气实在太热，又非周末，来钓鱼的人便不多。

李文军坐在这里，呼吸着山林很好的空气，有些自我陶醉。有一会，他迷惑了，似乎看见王玉珍坐在他对面的塘边，手捧一本杂志读着。他走过去，那边又没人，一回头，王玉珍又坐在这边的树阴下，穿着他熟悉的绿旗袍，脚上一双白凉鞋。很古怪的是，那天鱼不咬他的鱼食。下午，他换了鱼食，挪动地方，再钓。三点多钟，泡筒动了，他缓缓收线，钓上来一只乌龟。乌龟挣扎着，鼓着两只可怜的黑豆大小的眼睛看着他。他兴奋地把乌龟从鱼钩上取下，放进鱼篓，随后又给钩上食，又将鱼钩甩入水中。

傍晚，几个钓鱼的人陆续走了。他仍坐在塘边，钓杆插在土里，眼睛盯着塘。四周空荡荡的，只有一派安静、浓绿的暮色。树上已没了残阳，但还有一抹天光在树木间徘徊。他忽然看见泡筒猛地一动，沉下去了，鱼杆被拖得直响。他刚才似乎睡着了，迷糊中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塘边哭，他费了点劲，还是认出了他，这小伙子是他当团长时打死的那个逃兵。前一向的某个月明星稀之夜，这小伙子抹着泪钻到他梦里，不是来找他索命，而是乞求他打张证明，证明他不是逃兵，因为一些前国军抗日官兵到了阴间后，还是看不起他，不理他，使他在阴间遭鬼唾弃。“在阴间的这六十二年一个月零九天里，我做鬼都受欺负，”小伙子满脸悲伤，可怜极了，“您大人大量，帮帮我吧。”李文军很同情他，在梦里给他开了证明，希望他在阴间过得好一点。第二天，李文军一脸感叹地把这个梦告诉我，边摇头说：“这些湖南骡子，生前倔得要命，到了阴间，仍是一副犟脾气，真拿他们没办法。”

不曾想逃兵又从阴间跑来了，他有点生气，问：“不是给你开了证明吗？怎么又来了？”逃兵却不回答地哭泣。就在这时鱼杆响了，李文军觉得他很讨厌，懒得理他，赶紧把住鱼杆，收线。他感觉鱼的拉力很大，他怕鱼把线挣断，只好放线，接着又收线，这样收线放线地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天完全黑了，满天的星星，一弯新月悄悄爬上碧蓝的苍穹，让他兴奋。他手中的鱼线已放到头了，那鱼还在拉扯。他没办法，只好绕着塘走，与那条大鱼抗争。他太注意水面了，没留神脚底下，踩个空，摔倒了，手中的鱼杆也脱手而去。他忙爬起身抓鱼杆，鱼杆被大鱼拖进水里——这根鱼杆是国庆早几年送他的，玻璃钢的，很贵。他顾不得那么多地伸手去抓鱼杆，人就进入水中。李文军很会游泳，从小就在湘江里游泳，但他太老了，又多年没下水，一下水，脚突然抽筋，人就蜷缩成一团，往下沉。这个时候那个被他当年枪毙的逃兵，畏畏缩缩地走过来牵他，帮他放弃挣扎、解除痛苦，于是李文军看见了抗战中勇猛如虎的雷连长、杜国民连长、弃笔从戎的彭营长、刘二郎营长和陈万山团长、姜小工师参谋长及杨福全军参谋长和贺新武副军长，当然还看见了我爹和我大哥。一个着国军服的士兵腼腆地让座，李文军没在意，以为是自己当预备团团长时我爹要他训练的学生兵中的一名，但当我大哥让他认这士兵是谁时，他盯着小伙子——小伙子十六七岁，嘴上的两撇八字胡十分稚嫩，实在太年轻了。他推翻众多记忆的篱笆，到很多年前的角落里搜寻了会，没把握地问：“你是何正韬吧？”我大哥笑了，“你还没老眼昏花呵，文军。”李文军非常惊讶，他看见站起身的我大哥，双腿十分修长，修长得像人民大会堂的立柱。

杨农民是次日一早才注意到塘边有一只鱼篓子，这才想起昨天有个姓李的老头在他手上买了鱼食钓鱼，却没看见他走。杨农民紧张了，叫了两声：“李老、李老。”没人回答他。他看见地上扔着李老头背的那只黑皮包，却没看见李老头的钓杆。他拾起鱼篓，鱼篓里有响动，是只乌龟。他把丢在椅子旁的旧黑皮包捡起来，走回他的土菜馆，对老婆说：“昨天那个李老头子来钓鱼，人没走，东西丢在地上，人和鱼杆都不见了。”他老婆说：“那老头不会出事吧？”杨农民道：“我就是担心这个。”杨农民打开李文军的黑皮包，里面有一个烟盒子大的小本子，上面记着些电话和手机号码。他看见其中一个手机号码前写着：侄儿何国庆。杨农民便打何国庆的手机，说了情况。国庆忙打我的电话说：“爸，李伯伯出大事了。”

李文军的尸体是下午四点钟自己浮上来的。当天上午及中午，几个农民坐在小舟上于塘里来来回回地打捞十几趟，什么也没捞到。那条大鱼倒是被鱼网捞了上来，嘴上还挂着鱼钩，鱼钩连着钓杆。大鱼足有三十多斤，力很大，很健壮。大家分析，就是这条大鱼夺去了李老头的命。我和李佳坐在塘边，看着农民撒网，撒下去的网，捞上来的是鱼，撒网的人把鱼放掉，再捞，还是鱼。下午四点多钟，塘的西角突然浮上来一团蓝的，大家一看就明白那是一件裹着尸体的衣服。杨农民拿着鱼网奔过去，一网撒向那团蓝的，几个农民跟着他收网，尸体被拖上岸，腿蜷缩着，身体成很难看的虾状。脸上没有痛苦，泡肿了，皮肤很抻，似乎还挂着让人想不通的微笑。在我眼里，最后一名长沙抗战时期的原国民党老兵就这样走了，死得出人意料，事先我和李佳都没接到死神给我们的任何暗示。

李文军的死，最伤心的莫过于李佳。李佳哭得眼睛都肿了，因为她真的没一点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这几年，两同父异母的兄妹住出了感情，年轻时这种感情并不浓，各忙各的。这几年天天吃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哥哥反倒成了弟弟。李佳很照顾她这个无子无女的哥哥。李文军穿什么衣服、穿几件衣服，盖什么被子、被子薄了还是厚了，她都要管。李文军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也是她管。李文军吃多少饭吃多少肉，也被她管着。李佳总是对李文军说：“哥，肉要少吃，吃多了，对你只有坏处。”李文军会哈哈一笑。

李文军前半辈子吃的都是苦，出生时中国正军阀割据，一片混乱，那是炎黄子孙最孱弱、受欺的年代，跟着又是国内战争、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和紧接着的解放战争，因是前国民党少将师长，全国解放后过了几年遭人冷落的日子，接着被打成“右派”，整整二十年他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像头任人差遣、咒骂和踢打的骡子，默默承受一切。直到一九七八年，邓小平上台，推翻文革中大力奉行的“左”的路线，他才得以重生，找回尊严。但是，他们这辈人（包括我爹那辈人），都是从腥风血雨的战争中活过来的，曾经都拥有过荣誉，——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每次长沙会战以胜利告终时，他们都受到长沙民众的热烈欢迎，所以荣誉这东西他们见过、享受过，就看得淡。全国解放后他们也想有作为，可是在那个左得让人瞠目结舌的年代，他们的前国军身份让他们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和苦难，虽然有怨言，也说怪话，但他们那宽宏大量的心理却能消化一切。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当长沙新火车站建成和长沙第一座湘江大桥落成时，我爹、我大哥和李文军都跑去看，大哥还画了新火车站的速写，画了湘江大桥的水彩画写生——那幅湘江大桥全貌的水彩画曾在大哥的墙上贴了很多年。八十年代初，第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在长沙五一路旁竣工后，他们相邀着去看，站在那栋漂亮的高楼前笑着，久久不肯离去。这就是我爹、我大哥和李文军、贺新武、姜小工、陈万山他们，一群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的老兵，他们爱国，热忱、豪放，民族观念极强，不忍看见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敢于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他们活着和死去都只有一个心愿，——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那就是希望中国富强。

何顿2009年12月竣稿

2011年3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