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醒来时趴在关他的牛棚里。牛早已被碎尸万段，进了独立团众官兵的肚子，牛棚里只有牛屎，还有老鼠爬来爬去的声音。爹又恼又恨，想爬起来，一动，全身都痛。中午时，李雁军端着饭来了，蹲下说：“大少爷，趁热吃。”爹看着李雁军，没法挪动。李雁军喂我爹吃饭，边说：“你这只是皮肉伤，过几天就没事了。”爹感到羞愧，隔几分钟才恨恨地说：“还不如把我枪毙好。”过了几天，爹的屁股没那么痛了，就想他的女人。一天下午，爹梦见家，还梦见那张结实的梨木床和两床红被子。醒来时，李雁军对他说，长沙来了人，骑快马来的，湘军与鄂军达成停战协议，赵恒惕命令独立团撤回长沙休整。

爹是和众伤员一起，躺在驴车上被拉回长沙的。驴车把我爹拖到青山街，李雁军把我爹背进家，——那是傍晚，墙角的腊梅花在暮色中吐着芬芳，一家人却缩在各自的房间里躲避寒冷。爷爷在自己房里烤着炭火，奶奶也在。我爹的女人肚子已显形了，嗅不得一点油烟气味。全家的家务落在奶奶和梨花手上，奶奶正思谋给我大叔找媳妇。学校放了寒假，我大叔整天不落屋，戴着个把耳朵都遮没了的黑冬帽，穿着厚厚的棉长袍，一清早出门，天黑透了才回家。奶奶怪我岳父把我大叔带坏了，在奶奶眼里，我大叔嘴里的革命思想，似乎都是我那个思想邪乎的岳父灌输的，奶奶不客气地对我岳父说：“雁城，你不要把我金江带坏了。”我岳父申辩：“师母，金江又不是小孩子，学问比我还多，带坏他的是一师范的先生。”奶奶想怕是要跟金江找个女人才能拴住金江的心，就和爷爷商量：“金江精力过剩，我看得跟他找个女人了。”爷爷也觉得是这道理，奶奶说：“对门韩家的女儿十六岁了。”

对门韩家的女儿确实十六岁了，是个文静的矮墩墩的姑娘，很少出门，在家里绣花。奶奶觉得这姑娘好，花绣得好，笑容也谦虚，像只绵羊，不是那种一张口就说脏话的街上的女孩子。这天下午，我大叔一双大脚踏得雪花四溅地奔回家，奶奶就跟金江说这事，金江抛下奶奶说：“我现在可没心想这些事。”奶奶再要说什么，大叔拿了东西又往门外走。奶奶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出去？”金江头也不回地答：“去有事。”梨花的儿子在房里哇哇哭，奶奶走过去看，梨花要给儿子洗澡，儿子怕冷，死活也不肯洗，就尖声哭。这时，李雁军背着我爹进来，李春见我爹趴在李雁军的背上，惊叫一声，人就滑倒在雪地里。奶奶望着李雁军和我爹问：“怎么回事？”李雁军答：“没大碍。”爹说了挨军棍的事。爷爷生气道：“这个赵振武。”爹感到自己也有不对，嘀咕道：“是我要把唐大哥留在身边，唐大哥跑了，我也有责任。”爹年轻，这样不动不挪地躺半个多月，屁股上的伤就长好了。

一天下午，赵振武团长骑着枣红马来了，来看爷爷和我爹，赵振武团长不给我爹笑容，反而板着脸教训我爹：“我可以枪毙你，但我只是下令打你三十军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惜你是个可用之才。”爹心里那股怨气顿时消散了，在爹眼里非常高大的赵团长竟把爹视为可用之才，这让我年轻英俊的爹很感快慰和兴奋，忙说：“谢谢团长。”赵团长走时说：“过完年，你回团部报到。”那天晚上，爹在房里烧盆很大的炭火，炭火把房里的温度烧得很高，爹把自己脱光，也叫女人把衣服脱光，爹盯着女人那一对白嫩饱满的***于火光中熠熠发光，就欣喜道：“我今天最高兴，团长说我是个可用之才。”他一把将女人揽到了怀里。

翌年湖南没战事，上半年风平浪静的，长沙的街头也风和日丽。但一到六月，湖南下起了大雨，接连几十天，天天都是大雨，下得泥石流把公路冲垮，下得田里灌满了水，而即将成熟的稻子都成片成片地倒在田里。雨一个劲地狂下，把人都堵在家里。有天，奶奶打把油布伞去南门口的腊味店，淋得一身透湿，结果受了风寒，感冒了十多天，又是拉稀又是打摆子，人瘦了十斤。奶奶以为自己要死了，把儿媳妇拉到身边说：“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次日，爷爷把奶奶的脉，脉还在跳，只是很微弱。又过一天，奶奶的脉跳几乎都没了，一家人就沉默和哀伤了一天。爷爷让李雁军去一师范把我大叔叫了回来，等着为奶奶送终。但到了晚上，奶奶又醒了，大家以为这是回光返照，都过来看奶奶，等奶奶发布遗言。奶奶却说她肚子有饿的感觉，要梨花替她熬碗稀饭。梨花就煮了锅稀饭，端来喂奶奶吃。奶奶吃过稀饭，再醒来时人就能下床了，一个懒腰一伸，生命又回到了她的体内。

就是那几天，湘江里的水如蛟龙率领千军万马杀向敌军，迅猛地冲出湘江两岸，没一天功夫就涨到南门口的边上，长沙的市民纷纷搬到高处，静候大水退去。大水在长沙街头恣意了一星期，天晴后，水像入侵长沙的大军样撤退了，水退不久，比水更可怕的瘟疫来了。这年夏天是个瘟疫流行的夏天，长沙死了很多人，都是洪水带来的瘟疫闹的，只见这里是送葬的，那里也是送葬的，一支送葬的队伍刚过去，又一支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地走来。道士们忙得要提前预约，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一天要做十几个道场才能歇息。青山街的王大妈得瘟疫死了，韩家的大女儿有天嘴馋，只是去一家小面馆吃碗面，也染上瘟疫，没几天就见了阎王。韩家的女人呼天抢地地哭，奶奶也很伤心，还有几分庆幸，庆幸自己没逼金江娶这个短命姑娘。韩家的男人去棺材铺为女儿买棺材，棺材涨了数倍的价，韩家的男人买不起棺材就在我奶奶面前破口大骂棺材铺老板赚黑心钱。奶奶因喜欢那姑娘，曾想把那姑娘招进家做金江的媳妇，便拿出钱，让韩家的男人为女儿置口木料较好的棺材。青山街还有个姓周的年轻人也染上瘟疫死了，他母亲买不起棺材，拿床旧床单裹着尸体，将尸体搁在板车上，抹着泪拉到城外的荒野地埋了。回来的路上，她遇见我奶奶就伤心地抹着泪说：“到处都是送葬的人。”奶奶也看见了，有的送葬的队伍就两三个人，尸体搁在板车上，拉车的人一路哭着，鞭炮都没一个，花圈也没一只，因为鞭炮和花圈都成了长沙街头的紧俏物质。

老百姓有意见了，大水涌来没人管，大水退后也没当官的派人治理，以致瘟疫猖獗，平白无故地死去这么多人，这让众人觉得赵省政府不比张敬尧政府好，张敬尧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赵省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乡村里稻田淹了，稻谷还没熟就糜烂了，没有饭吃，就滋生了土匪，农村里抢不到吃的，土匪就奔到城里来抢。大白天，突然就有一伙盗贼闯入某户人家，将那家人捆在一起，把米缸里的米倒进口袋，把钱财放入另只布袋，拎着走人。待被劫的人家向军警报案，那伙强盗早跑了。于是赵省政府又像皖系在长沙干的一样，实行宵禁，八点钟就不许人在街上走动，看见人走动就抓，见说话的人是乡下口音就吊起来审问，拿鞭子抽，拿扁担砍，硬逼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土匪，好拿着这些画了押的状纸去领赏。说话是长沙口音的就加一个通匪罪名，让人通知其父母或妻儿第二天拿赎金赎人。

我大叔何金江一天晚上从后来叫中山路的当年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回家，走到沙河街口子上，突然有军警喝令我大叔站住，我大叔望着端着枪的军警说：“我是回家。”军警是两个人，一军警说：“跟我们走。”我大叔不肯走，军警举起枪，对准我大叔的脸。我大叔脸白了，军警阴沉着脸道：“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你当土匪打死。”

大叔知道这些军警什么都敢干，就不反抗地跟着军警走进军警处，那里关着几百人，都是这两天于宵禁中抓来的，关着等家属拿赎金来赎。军警对我大叔进行登记后，把他赶进一间关着五十个人的房子，那些人挤坐在地上，连一张椅子都没有，只有潮湿的地面和从满了的尿桶里溢出来的屎尿，室内臭烘烘的，刺鼻的氨气熏得人眼睛都难以睁开。有的人已关了几天，人就跟瘦猴样，睁着惊惧、困倦和灰暗的眼睛，由于家里交不出赎金，军警处就扣着他们不放。我大叔感到这个世界太无耻、太荒诞、还太可恨了，随便抓人，抓了人就当猪狗样关着，且向被抓者的家属无耻地索要赎金，难怪军警处的军警都穿皮鞋，抽美国烟，馆子里进馆子里出的。我大叔感到确实应该砸烂这个荒诞可憎的社会，建一个有秩序的新社会。大叔被关了两天。第三天上午，一个一脸疲惫的男人走进我家，问我奶奶说：“这里是何金江的家吗？”奶奶瞧着走来的男人答：“你什么事？”那男人恹恹的样子说：“何金江关在军警处，军警处让你们带二十块大洋去赎人。”

奶奶去了，一个军帽歪戴着的军警收了奶奶交的赎金，毫不避讳地把二十块大洋直接放入自己的口袋，头一歪，领着奶奶向关着她儿子的那间房子走去，把饿了整整两天的我大叔叫出来，又把门锁了，里面还关着三四十人。我大叔对他母亲饥饿地一笑，一出军警处，见到一个炸葱油饼的摊子，就如饿狗似地扑上去。他狼吞虎咽地一连吃了十七个葱油饼（奶奶付的钱），肚子一饱，心就狠起来，家也不要地朝宝南街大步而去，当时中国共产党湖南总部就设在宝南街。奶奶拉他不住，气得讲狠话道：“金江，你死了可没人给你收尸。”我大叔头也不回地答：“那正好。”

七、八月份是湖南最热的日子，只要一出太阳气温就飙升到摄氏四十度上下。一些怕热的人因无处躲避炎热，只好整天泡在湘江里。青山街上很多年轻人上午十点钟就打着赤膊去了湘江河里，不到晚上十点钟，家里就找不到人。到了九月份，下过几场秋雨，湖南的气温总算降了下来。先是安源工人闹起大罢工，闹得沸沸扬扬，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待遇。跟着，粤汉铁路工人也闹罢工，以声援安源工人罢工。工人们一闹，铁路就不畅通了。粤汉铁路岳州段是吴佩孚的地盘，吴佩孚很恼火，下令他的部属萧耀南率两个连的兵力赶赴岳州，镇压罢工的铁路工人。火车是从湖北开来的，开到岳州徐家棚处没法往前开了，因为有几百名罢工工人，抱着必死的决心集体卧在钢轨上。

士兵们下车驱赶，用脚踢，用枪托打，但没用，拖开了这个，那个又伏到钢轨上。僵持了两天。鄂军督军萧耀南火了，下令士兵开枪，边下令火车前行，于是徐家棚惨案发生了，罢工工人的头被钢轮压扁、碾碎，有的工人被钢轮砸成两段，钢轨上就一派血肉。这自然引发了长沙新河站工人的极大愤慨，立即上街游行示威，哽咽着，号召全市的工人联合起来为徐家棚段的罢工工人伸冤报仇，以抗议军阀的血腥镇压。长沙的共产党人觉得光铁路工人罢工不足以形成气候，就去鼓动泥木工人。泥木工人早就对赵省政府有意见了，大水和瘟疫让长沙街头的泥木工人对赵省政府十分失望，尤其是木工，很觉得自己愧对了死者，因为那一向他们做棺材实在做不赢，手都做肿，斧头都无力提起了，情急中只好拿几块木板钉成个木盒子，将就着应付那些死者的家属，事后又心生愧疚，感到既对不起自己的手艺，也对不起死者，就丢下斧头和锯子，跟着铁路工人闹起来。泥木工人一闹，纺织女工也觉得待遇太低了，也闹着罢工，打着标语手挽手地上街，高呼“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纺织女工一闹，缝纫女工和长沙街头那些修锁配钥匙的也跟着闹。于是长沙街头到处都是举着旗帜和标语的游行队伍，汇集在一起足有几万人，把个赵省政府天天围堵得水泄不通。以致那年秋天，爷爷的头发长长了，出门理发，三天里，居然没找到一家营业的理发店。

有天，爷爷从青山街出发，寻找理发店走了七八里路，走到小吴门时见小吴门理发店的门开着，又见店里有几名理发师，就感到幸运地走进去，坐到椅子上说：“剃头。”一理发师瞟我爷爷一眼说：“今天不剃头。”这时有个长着对大耳朵的青年走进理发店，面对要求剃头的人一愣，“爹，你怎么在这里？”这人是我大叔，他负责联络各理发店的理发师，让他们罢工。爷爷看着儿子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儿子反问爹说：“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爷爷怒道：“我走遍长沙市找不到一个剃头的。”儿子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错，嘿嘿一笑说：“都罢工了，爹，您回去吧。”一理发师见我爷爷的头发确实太长，他望一眼何金江说：“要不，我帮你爹剪个头？”何金江断然说：“不能剪，你不能破坏罢工。”爷爷很恼火地瞧着儿子，“你在外面就是搞这些屁事？”我大叔扬起一张因革命而快乐的脸，“爹，您回家吧。”爷爷起身，“你跟我回家。”说着，他一把揪住儿子。两个理发师见我爷爷揪他们的同志，就过来解救，爷爷只是随便一下，一个理发师就栽在地上，另一名理发师就不敢动地看着我爷爷，爷爷气得脸都红了，大声说：“我没权管你们，总有权管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