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整整下了一个月的绵绵细雨，天上连一天太阳都没出过，以致家家户户的桌子柜子和椅子上都是湿气，一摸，全是水印。大家都盼着出太阳，因为放在大柜里的被子和棉衣都长霉了。奶奶非常烦恼，我二哥何正韬一天要屙湿好几轮，屙湿的尿布或床单，一天一大堆，只好在堂屋里架起烘罩烘烤。就是在青山街上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日子里，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政变，大肆屠杀上海的共产党，有一千多共产党人遭到拘捕，还有五千多党员和工人神秘失踪。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报纸上用大篇幅报道：国民党在清党。

爹那时带着官兵，奉命驻在离长沙十几里远的东屯渡。爹没事干，就让他的传令兵每天买一叠报纸，当然就读到了上海的军警屠杀共产党人的报道，看得爹心惊肉跳，目光迷茫，脑海里出现了他的两个弟弟何金江和何金林。秋燕跟着我爹住兵营，像只绵羊样跟着他，脸上常常是那种温驯的笑。她端着茶走来，见我爹拿着报纸却脸色蜡白，就问：“怎么了？”爹说：“国民党在屠杀共产党。”爹想蒋介石在上海开了杀戒，唐生智难道不会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不几天，爹又在报纸上读到，奉军军阀张作霖命令奉军官兵冲进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在苏联大使馆避难的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并下令将二十余名共产党人处以绞刑。爹再也坐不住了，对秋燕说：“我得去通知金江，让他不要干共产党。”

爹那时候买了匹白马，在东屯渡的牲畜市场上买的。这是匹健壮的白马，爹骑上它，连夜向宝南街奔去。爹想共产党现在大难临头了。爹的马奔到宝南街口，被工人纠察队的用梭镖拦住去路，工人纠察队的拿梭镖指着我爹说：“干什么的？”爹说：“我要找何金江，我是他哥。”那人把我爹引到一栋两层的民房里，何金江当时和我岳父、蔡和平等一些共产党人在商量对策，万一国民党在湖南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他们该采取什么措施。爹走进去时，十几个人正围着一盏马灯开会，爹瞟一眼我岳父，望着我大叔说：“金江，蒋介石和张作霖开始屠杀共产党了。”何金江冷冷地盯着他哥问：“你紧张什么？你又不是共产党？”爹急道：“我是替你急。”何金江望一眼在坐的诸位，这才说：“革命是肯定要流血的。”我大叔的这句话不光是说给我爹听，还是说给在坐的诸位听。爹望着他这个弟弟，感觉他这个弟弟一脸坚决，是一头犟骡子，爹说：“金江，你出来，哥跟你说几句话。”

何金江不给他哥单独说话的机会，他扫一眼大家说：“在坐的都是革命同志，有话，你当着他们的面说。”爹见大家都望着他，就把想说的话咽回了肚子。我岳父脸上突然增添了很多友好道：“金山兄弟，跟我们一起干吧？有你堂堂的营长跟着我们干，我们就更不怕反动派了。”爹最讨厌的就是我岳父，恨不得一枪把我岳父崩了，就是这个经常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的到处宣讲共产主义的李雁城，把他的弟弟拉上了这条充满凶险的路！爹冷冷道：“我这个营起不了什么作用。”蔡和平也对我爹友好道：“不对呵，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爹暗笑，明摆着的，此刻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还想拉他下水，爹坦然道：“我们师长研究过你们的共产主义，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梦。”蔡和平不恼，说：“你们师长说得对，我们就是为实现这个梦而活着，这也是中国劳苦大众共同追寻的梦。”爹扫一眼这几个不打算要命的人，感到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还感到自己来得很失败。

“马日事变”是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在长沙制造的，当时第三十五军军长是何键。何键曾是唐生智的部下，湘军第四师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何键升至师长，他是唐生智的爱将，在唐生智的援助下，迅速将师扩编成军。成了军长，何键的野心也大了，蒋介石在南昌时，何键曾跑去向蒋介石表忠心，蒋介石想起何键，便密令何键在长沙清剿共产党。何键奉命，令驻扎在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和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等，率一千多名官兵，于那天晚上分途奔袭共产党的湖南省工会、省农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与保卫着省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和护卫着省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总队发生了枪战。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当然无法抵御国民党的正规军，枪一响，一些农民自卫队就慌了神，对着黑夜开枪或者闭着眼睛开枪，因为他们扛着枪时还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他们还没准备好。很快，这些共产党设在省城的机关就被许克祥和王东原等官兵攻破，于是杀戮开始了，冲上去就开枪，没死的就用刺刀捅，不管伤者是不是共产党人，也不管伤者是男人还是女人。

那一天长沙的天空阴霾霾的，空气中有猪粪臭，那一年我家院子里的牡丹花破天荒没开花，连一个花蕾都没长，这让奶奶十分疑惑，因而不准我三叔何金石带我大哥何胜武出门。我大哥何胜武越长越倔强，简直是一头骄傲的小骡子，看人时歪着头，目光警惕和冷漠，不是那种容易相信人的目光。这与他妈过早去世有关。奶奶非常看重她的第一个孙儿，在家里，一双眼睛基本上是落在孙儿这副十分健康的身子骨上。还在三月份，奶奶就瞪着爹种下的那两株牡丹想，它该长苞了。但到了五月份，牡丹虽枝繁叶茂，却没长一个花蕾。爷爷也觉得奇怪，奶奶忧心忡忡地说：“金江、金林干什么共产党啊，家里又不是没饭吃。”

那天爹在东屯渡的兵营里，与他的几名连长陪龙团长和杨副团长喝酒，吃着秋燕炒的菜，龙团长还把二龙带来了，二龙穿着很漂亮的花布衣服，手里拿把纸扇子，头发上插了两朵茉莉花，就妖媚。那天也确实有点闷热。二龙称赞秋燕能干，秋燕嗅到二龙头发上飘来的茉莉花香，听着军官们用粗喉咙说话。龙团长是个头脑清醒的家伙，他今天是来提醒我爹，要我大叔别干共产党了。爹看着龙团长，龙团长用他那爱开玩笑的喉咙说：“既然蒋总司令在上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长沙，对共产党动手是迟早的事。”爹的眉头锁紧了，龙团长喝口酒，鼓起金鱼眼睛瞪着我爹说：“金山，你要你弟躲一阵，躲过风头，就没事了。”爹感到他与龙团长共事几年，龙团长第一次在他面前说了句人话，就端起酒杯，与龙团长碰了下，喝了一大口。龙团长又大嘴一咧说：“人生在世几十年，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所以要及时行乐。”龙团长其实是个蓄吃喝玩乐于一身的莫大的悲观主义者，他大我爹和杨福全副团长十几岁，自然是一脸看破红尘的大大咧咧的狡猾相。爹终于看懂了龙团长，这个人虽然色情，见到女人就如公鸡见到母鸡样扇动着发骚的翅膀，但心眼并没坏透，便悲叹一声，觉得自己也被龙团长影响成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

次日，爹醒来时头还是晕晕的，爹对秋燕说：“给我泡杯浓茶解酒。”秋燕泡了杯很浓的茶，爹喝了几口浓茶，握下拳，感觉疲软的双手又恢复了力气。传令兵把《大公报》送到我爹手上，爹一看，呆了，马上对传令兵说：“快，牵我的马来。”

传令兵牵来马，爹跳上马，直奔市区。爹骑着马奔进城时，守卫路口的三十五军的士兵拦住我爹问：“哪部分的？”爹说了部队番号，守城的官兵就让开道，爹焦急地奔到宝南街，宝南街上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相反，一片死寂，那是死亡造成的寂静。死亡造成的寂静有着巨大的压力，压得我年轻好胜的爹第一次面对死亡喘不过气来。一具具共产党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头朝上，有的头朝下，有的歪着脸，十分阴森可怖。爹缓过一口气，这才走上去，就见一只只乌鸦腾空而起，噗噗噗地飞到屋檐上。爹没理睬乌鸦，大步走到何金江在宝南街租住的那间房前，门敞开着，里面有两具尸体，都是男的，不过不是何金江。爹又快步走出来，目光在一具具尸体上搜索他大弟，见到脸朝下的尸体，他就从衣服和身材上判断，判断不出的就走上去翻看死者的脸。他没找到何金江，心里好受了点。

爹退出来，就见埋伏在此处的十几名官兵突然拥到他面前，用枪指着他。一个长着方脸的军官严厉地喝道：“站住。”爹穿着军装，腰间挂着驳壳枪，就不怕他们地说：“老子也是国民革命军。”方脸军官打量我爹一眼，“你是共产党？”爹说：“老子弟干他妈的共产党，老子妈让老子来看他是不是死了？”方脸军官回答我爹：“我们奉团长的命令，守在这里，捉拿残余的共产党。”爹跨上马，一鞭打在马臀上，白马奔驰而去。

爷爷奶奶一晚都没睡好，枪声没有惊扰我爹，但把我爷爷奶奶吓得半死。枪声划破了那个夜晚，使那个夜晚成了腥风血雨的枪声尖利的夜晚。一声清脆的枪声把奶奶率先惊醒，又一声枪声，尖尖地钻入奶奶的耳朵，扎得奶奶的耳膜隐隐作痛。奶奶把爷爷推醒，“湘汉，你听。”爷爷就睁大眼睛听，那些尖利的枪声把静谧的夜晚划得支离破碎。跟着，爷爷又听见脚步奔跑声和更尖亮的枪声。爷爷坐起来说：“打仗了，不晓得又是哪里跟哪里打。”

枪声断断续续，直到凌晨三点钟。之后，枪声没了，只有宁谧和分外凄惨的夜空。窗户在我爷爷睁得大大的眼睛里突然转成灰色，渐渐泛白，天亮了。爷爷披上衣衫，走到葡萄架下，葡萄藤上结满葡萄。我三叔于先一年栽的那株桃树上居然结了几个桃子，几个绿桃子躲藏在茂密的桃叶后面，羞羞答答的，不用心查看还真看不见；墙角的美人蕉已开，红艳艳的，月季花也开了几朵。爷爷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很少注意植物，这天早上，爷爷的目光居然落在美人蕉上，对奶奶说：“昨晚打了一晚的枪，怎么这会儿这么静啊？”奶奶走出院子，探头张望，一条街冷清清的，平常这个时候，已有挑担子的人和卖豆腐脑的人以及炸油条的摊子摆在街上了。奶奶说：“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三叔和我大哥也相继起床。我三叔和我大哥睡得很死，不知道长沙这座陈旧、腐朽的城市，于昨夜发生了一件日后进入中学生政治教材的事。三叔见他爹妈站在他亲手栽的桃树前，忙问：“没人摘我的桃子吧？”奶奶没理他，而是看着我大哥，我大哥打个赤膊，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地东看西瞧。奶奶生怕孙儿感冒，赶紧说：“胜武，听奶奶的话，快去穿衣服，会感冒。”我大哥打个喷嚏，鼻涕都打了出来，一转身说：“不穿，我热。”

张桂花把我大哥的白汗衫拿来给我大哥穿，我二哥的哭声传来，嫩嫩的尖尖的，他把尿尿在床上了。我二哥那时睡在爷爷奶奶的房里，天天被奶奶照料，养得一身的肉，像个小猪崽。奶奶步入房间，抱起我二哥说：“我孙儿又尿床了。”二哥一张小脸红喷喷的，一双眼睛很像他死去的妈，是双眼皮，但那方厚的嘴唇和长长的翘下巴却是我爹遗传的。奶奶很欣赏她的孙儿说：“正韬，乖孙儿，不要哭。”何正韬果然不哭了，在奶奶的手上，睁着两只稚嫩的小眼睛看着周围。三叔很高兴地看着一颗桃子，发现那颗桃子的尖儿有点冒红，忙说：“这个桃子快熟了。”那一年我三叔十一岁，在长沙国民小学读五年级，很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好像他大哥样骑着高头大马，腰间别把驳壳枪，让街上的人尊敬。

我十一岁的三叔长成了小暴徒，头上有角，眉毛很黑，好像是用毛笔画的两撇，但他已经有自己的价值观了，他的价值观是他老师灌输的，要他拿起枪，把外国列强赶出中国。早两天，我三叔说：“妈，我长大了，要去打外国列强。”奶奶瞪他一眼，“你不要去打，你的三个哥哥都不管家，妈要靠你养老。”我三叔叫道：“不，我要去打外国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