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和爹妈都老了，我们这辈人也不小了。国庆、五一，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小青年，整日脸上笑呵呵的，说话好大一声，也不怕吵醒午睡中的老奶奶。两人都爱交友，家里来的人就都是国庆和五一的同学。国庆那时读高中，我们为国庆腾了间房，在楼上，房里挂着石膏像，摆着静物，他的几个画画的同学每天晚上都跑来画石膏像，一边画一边唱歌和说话，不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走人。一到星期天，他们从上午画到傍晚，还要管饭吃，害得玉珍或李佳傍晚边上临时去肉店称肉。五一读初一，也好交友，还好打扮——爱好音乐的男孩都讲究形象，硬要把自己穿得干干净净才去学校。五一跟省歌舞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学了三年琴，已拉得对门曾家的哥哥都惊讶地跑来听了。他有几个喜欢音乐的同学时常来，提着小提琴或中提琴，甚至不惜把大提琴都扛来，一摆开架式就合乐，闹得青山街三号像某家剧团的后院。星期天不闹一天就不收场。这让老奶奶和张桂花毫不费力地联想到何正韬、胡麓山和张东魁，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那几个死于抗战中的后辈们也是在院子里合乐，只不过玩的是笛子、二胡、板胡一类的民乐。他们当时也是五一他们这般年纪。

这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灾年，先是周总理病逝，后是朱德委员长病逝，跟着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震死了二十几万处于睡眠中的人。人们还没有从地震的悲痛中醒过神来，九月九日，毛主席又病逝了。这让中国的老百姓一时无所适从。那些日子，长沙街上，到处都在为领袖的逝世开追悼会，哀乐声充斥在街头巷尾和各单位的上空。青山街广播站，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放哀乐，一遍遍地放，哀乐犹如棒锤样不断地敲着晨睡的人们，把大家唤醒，好让一条街上的人哀悼领袖的去世。下午五点钟，哀乐又准时在广播里响起，重复播放，在每家每户的门窗上滚动，以致一条街上的人彼此见面都苦着脸，没人敢笑，因为毛主席死了。秀梅那段时间住回家了，她生气地告诉李佳说：“毛主席死了，他还要做那事，他对毛主席的爱是假爱。”秀梅说这话时表情十分生气，觉得肖楚公很虚伪，还很流氓。何秀梅在性生活上不是个热情的人，有点阴冷，常抵触丈夫不顾脸面地爬到她身上啃食她。这事儿肖楚公曾在我们面前隐晦地说过，想要我们做秀梅的工作，让她尽妻子的义务。我们当然都没说，怕秀梅发脾气，因为秀梅这样的人是最不愿意别人晓得她的隐秘的。何秀梅身上的皮肉松驰了，尽管爱俏的天性让她还像年轻女孩子样打扮，但皮肤的衰老可不根据人的意志转移。声音也变老了，她的声音，过去唱《红梅赞》时又尖又清亮，歌声能冲破洗澡间的屋顶、穿透三毫米厚的窗玻璃，连坐在街口上乘凉耳背的老人都能听见。如今她说话，一听就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有点嘶，音域的扩散面也不大。

有天，秀梅洗完澡走出来时脸上很沮丧，对玉珍和李佳说：“我发现我们都老了。”玉珍笑道：“你才发现？”秀梅说：“以前我不服老，现在不得不服老，洗澡时感觉***下垂了，肚子上的肉也赘了，好难看的。”玉珍发出感慨说：“你停经没有？女人停了经就是做老人了。”秀梅不想具体回答这事，叹口气道：“我们这辈人完了。”

肖楚公来了，脸拉得很长，跟冬瓜样。肖楚公说：“秀梅，回去吧。”秀梅本来在客厅里坐得好好的，一看见肖楚公，脸色就淡下来，好像有阴云移动。“我要在自己家住几天。”肖楚公咧嘴说：“那是你家，这里是你娘家。”何秀梅把目光放到葡萄藤上，葡萄藤在九月里开始掉叶子了。一群小青年拥来，小提琴、中提琴、铜号、黑管摆满一桌，没几分钟，葡萄藤下就响起合乐声。五一歪着头，下巴下夹着小提琴，一脸骄傲的模样拉起了琴。爹慌忙走出来制止孙子们合乐，五一不愿意遵守大人们所顾忌的事说：“爷爷，毛主席已经死了十几天了，追悼会都开完了。”话是这么说，五一他们还是不敢拉琴了，坐在一起说话，等爷爷一离开，他们就拉低沉、忧伤的乐曲。秀梅不理肖楚公，一脸姑奶奶相坐在院子一隅看小青年拉琴，腿上坐着在她身上撒娇撒惯了的侄孙女，直到肖楚公不悦地悄然离去，她才松一口气的模样。玉珍瞧着秀梅问：“你又跟他闹别扭？”秀梅道：“不结婚多好？男人都自以为是，以为女人离不开他们，我就是要让他认识到，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玉珍一听秀梅这么说，就清楚她与肖楚公又不和了。何娟问：“姑奶奶，什么叫附属品？”何娟读小学三年级，长得像极了她的奶奶王玉珍，瓜子脸儿，一双眼睛大而明亮，总是有问题从她红嘟嘟的嘴里飙出来。秀梅这么解释道：“附属品就是没用的东西。你长大了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懂吗？”何娟满脸憧憬地说：“姑奶奶，我要成为武则天。”秀梅开心地笑了，觉得自己讲的一个个巾帼英雄的故事在侄孙女的心田上发芽了，迟早有一天会长成大树的，就欢喜道：“好的，姑奶奶等着这一天。”

有天，很久没来了的李文军，突然出现在门口，穿一身被太阳晒白了的旧工作服。李文军在土方队挑土，脸晒得黑黑的，胡子拉茬且有白胡子了。院子里，五一和他的几个同学正在合奏《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僧人在后院打扫院落，爹站在后院跟僧人说话，妈和张婶婶在奶奶的房间里。李文军望着我说：“毛主席死了，你是大学老师，你说中国会变吗？”我说：“变什么？”李文军神秘的样子说：“我们土方队里有个教授，搞哲学的，他说政策肯定会变。”大哥感兴趣地瞧着他，“会怎么变？”李文军的脸上有很多向往，这是一张被长期压迫在社会底层、因而变得阴郁、反抗和讥诮一切的脸，——这张脸上有很多不平，也就有很多刚毅，岁月这只巨大的苍蝇拍居然没把他拍死，也算他命硬。不知他是受谁的影响，此刻，这只超级大苍蝇一脸忧国忧民地说：“天天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社会怎么发展？”李文军的脸上确实有很多困惑，还有很多不甘，我想肯定是那个搞哲学的教授让他深入地想过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说：“文军，你是右派，可别再犯错误。”大哥看着自己新绣的一幅百鸟图，边玩着手中的老花眼镜，觑一眼拉琴的中学生，“世界是他们的了，文军。”李文军淡淡一笑，笑声倒平静，但表情却有些愤慨，说：“我有时候想，我真他妈的一世窝囊，好像生下来就是遭人看不起的。”李文军是大哥唯一的朋友，大哥隔了几分钟才冷冷地对李文军说：“我们关键是要看得起自己，别人怎么看那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