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亨利：琼毁灭现实，她的谎言不叫谎言，是她想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她比我们更努力实践自己的幻想。她告诉你她母亲已经去世时，告诉你自己从未见过父亲时，告诉你自己是私生女时，就是想从无名之辈开始，从无根无底开始，一头扎入自己杜撰的世界中去。任何人可能是她的父亲。她爱这种悬念，这种可能的惊喜。她不想被归类，不想与任何种族、国家或背景产生联系。她的苍白，她上挑的眉毛，她的帽子，她的珠宝，她无规律的饮食，她对白天黑夜界限的破坏，她对阳光的憎恨，都是对刻板生活模式的逃避。

亨利道：没人对琼说"听，静静地认真地听"。我偶尔强迫她听。你怎么让她肯听的？你怎么让她不再神经质地喋喋不休的？谈起你，她很自卑。

我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做。只是瞧着她，鼓励她追求非凡，同情她的动乱，不屑用男人的思想理清她的动乱，但接受她的动乱，接受她亲历各种经验的勇气。她有那种勇气。她服从每一种冲动，想喝的冲动，想吸毒的冲动，想流浪的冲动，想以贫穷和耻辱为代价换取自由的冲动。

我理解她。不能把她视为一个整体看待，她由许多碎片组成。只有激情给她片刻的完整。也许，做她这样的人，可能失去正常的人类之爱，但她获得了你对琼这个角色的钦慕。

与琼相比，其他女人淡而无味。她讲到你的慷慨时眼里会噙着泪水，会不住重复："她不仅仅是个女人，不仅仅是个女人。"

她让你丢脸，让你挨饿，她抛弃你、折磨你，却使你事业发达，给你提供写作素材。我缺少她那种伤人的勇气，哪怕理由很充分，都没胆量去伤人，别说有意识地伤人，更别说知道伤人的必然结果还去伤人了。

同性恋怎么解释？

我无法回答，我不知道。不是那样，我们之间不是。

亨利相信我。

她的***远比你的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

琼总在讲故事。讲故事时的琼双眼迷离，语气急促：夏季的某一天，我抱着留声机离开旅馆，准备把留声机借给一个朋友听。当时，我穿着一条十分轻薄的夏裙，裸着双腿，因为我没钱买长统袜。我看见一辆出租车等在一家酒吧前，就钻进去等司机。等来的不是司机，是警察。他把头伸进车窗，说：你怎么啦？病了吗？谁说我病了。我回答，我在等出租车司机。我要把留声机送到朋友那里去。东西很沉，我不想抱着走，所以一见到出租车就钻进来了。警察显得很着急，双眼紧盯着我苍白的脸。你住哪儿？我生气了，说如果愿意，我可以带他去我的住处。他坚持要去，并替我抱着留声机。我带他去我们住的地下室，亨利正躺在床上，身穿一件红色的罗马尼亚绣花衬衣，这件衬衣让他看上去像是个俄罗斯人。桌上堆满了手稿、书、瓶子、烟灰。他断定我们是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桌上还有一把长刀，是珍从非洲带回来的。警察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把刀，嘻笑了一声，走了。我坐着，一声不吭，琼又开始了一个故事。一天，一个男人来到我门口，问我是要m还是要o。我说听不懂他的意思。他笑着说：你当然知道，m指吗啡，o指鸦片。如果要，我明天给你带10美元的来。我说不要，可他说偏要带些来。第二天，一个男人强行进入我的住处，说：你要了10美元的m和o。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敢！我说，立刻给一个在政府内有影响的人打电话。当这个男人听到我朋友的名字时害怕了，求我不要吐露一个字，说再不会来打扰我了，然后就溜了。我坐着,不吱声，揣摩她的故事是否像艾伯丁讲给普鲁斯特的那样，每个里面都有一把解释自己混沌生命中某些事件的秘密钥匙。她吸毒，我知道，所以理应与警察有过节。这些故事有些亨利写过，她毫不迟疑地重蹈覆辙。她受虚构的故事和罗曼司毒害极深。她不愿解释自己。不知何故，我觉得这些故事全是她杜撰的。我谦卑地站在这个编故事的高手面前，怀疑自己是否能为她编出更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