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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是一个花花公子。记得小时候，他的科隆香水、奢华衬衫比我们的玩具，甚至比母亲的衣服都重要。

父亲离开我们时，我感觉看见了自己永远不想做的阿娜伊斯的模样。

阿铎满怀激情地大谈文人的习惯：在生活中，在文学上，追求简洁缜密，惯于对纷繁复杂的事物提炼，去伪存真，热衷于探求事物的本质。但这种努力并非预先策划，而是思维方式和感觉的自然流露；也并非刻意追求简练，而是天性使然。当我们压缩、凝炼纷繁复杂的事物从而获取本质时，只不过放大了思维方式真实而正常的功能而已。其实我只和阿铎一起时才清楚诗歌的含义：诗歌是抽象的、寓言的。

我们聊心理分析。阿铎对心理分析的实际应用不满意，说心理分析仅解放了性，可心理分析只在被视为一门玄学时才能达到一种整体效果……

阿铎说：我不需要心理分析，我从没失去心境的安宁，对于自身状态，我能理智客观地描述。我们俩生就同样的标志，只是你更难以捉摸。严格地讲，我认为你并不好，你只是一个善于在创造中获取感官刺激的女人。

他侃侃而谈，一扫往日艰涩、紧张、苦闷、疑虑等妄想症症状。他一向自卑，总以为无人需要他，总以为给我打电话是一种打搅，可我偏偏对他产生了兴趣。

作家亨利说写作要详述，因为他不是作为诗人去写象征主义文本，而是作为散文作家要给出事物的全部要旨。诗歌是事物不易捉摸状态的描述，语言必定简洁而抽象，富含寓意。

坐等父亲时，深深意识到他的表面性。突然，门铃叮叮当当，像在瑞士牧场一样。女佣爱弥丽亚打开绿色铁门，那辆父亲想了一辈子的美式汽车开了进来，接着见父亲手捧鲜花和一个装拉力奎花瓶的盒子，脸掩于鲜花后，态度真诚，毫不做作。

父亲还在寻找我们的共同点：都热衷创造和谐安全的避风港，热衷创造温暖的家；都像好动的老虎，常因冒险而弄伤自己；都运动不息，生机勃勃，却担心伤害别人，毁灭别人；都渴望生活，渴望重新开始，渴望发展；在他人的善意和忠诚面前，都怯懦紧张；都受一种要对他人温柔、奉献、同情、友善的情绪奴役，像上了枷锁的奴隶，但外表让人误以为苛刻。父亲说，重新开始对任何人甚至无名之辈都是可行的。这点我赞同。

像玩沙龙游戏一样，父亲提出这些问题：最喜欢什么花？最喜欢哪一首乐曲？父亲在公寓红色瓷砖地面上来来回回地走着，连珠跑似地发问：对宗教有何看法？政治呢？你的道德观是什么？我有意按父亲意愿给出答案，令他欣喜不已，仿佛是他教育有方的结果。他说我们要说真话。我们总抱着说真话这个美好愿望，可一旦触及危险、脆弱、嫉妒和冷漠的一丝征兆，就会言不由衷。我们就这样靠谎言维持完美无痕但虚无缥缈的关系。

父亲说：你出落得美丽动人。黑黑的头发，红红的双唇，好可爱！你吃了很多苦，但面庞依然光洁宁静。苦难创造美啊！我靠壁炉而立，他端详我的双手，说：你有一双与祖母同样修长纤弱的手，可祖母的双手只为家庭操劳。当我们的祖先，一个为国王、王后、贵族和名人画像的宫廷画师，需要一个手模时，画的就是你曾祖母。我粗暴地抽回双手，碰倒了装有水晶鱼和石头的玻璃碗。碗碎了，水顺着壁炉流到地板。

父亲反复提醒我：六月份一定要和我一起去瑞威利。人们肯定会把你当成我的情妇。那将太令人开心了！我会说"这是我女儿！"，他们肯定不信。

我和父亲开玩笑，叫他老橡树来取笑他写给我的一封信。那封信很伤感，说我是照耀他这棵老橡树的太阳。我告诉父亲，有他这样相貌年轻的父亲是件丢脸的事。父亲50岁了，可看上去40岁开外，头发浓密（还染了色），形体修长，身姿敏捷，活力四溢。他有时高雅聪明，有时花言巧语，但富有逻辑。

父亲的理想是做达芬奇那样的全才。他通晓医学、建筑、装潢，能作词谱曲，能举办独奏音乐会，能著书立说。他常常走在时间前面：人们在海滩上把自己严实遮盖起来时，他晒日光浴；他让我们穿凉鞋，让我们的脚无拘无束地长大；在美国发明音乐留声机之前，他发明了一种复制音乐的机器。他是一个敏捷、认真、爱探索的人。像奥斯卡·王尔德一样，他把创造力用于生活，把天资投入音乐。他个性独特，还参有斯巴人特质。他戒酒、节食以保持修长体态。生活中他还有许多清规戒律。他追求完美，甚至连谎言也要加以润饰以提高它的真实度。这种行为谈不上道德败坏或堕落，当然也不是什么闪光点，更不算智慧和快乐。父亲唯一的嗜好是与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