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前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虞者，必见謷于民。语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君无疑矣。”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攻不什不易器。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灭也不易礼。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乡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和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之议，人心不疑矣。”于是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法严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当时取强，遂封鞅为商君。及孝公死，国人怨商君，至于车裂之，其患流渐，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削刻无恩之所致也。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亡，汉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谋之本也。

【译文】

秦孝公想采用卫鞅的意见，进一步制订严刑峻法，改变夏商周三代自古传下来的制度，他担心大臣们不同意，就把卫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找来侍候他，一起考虑时势的变化，讨论政治、法度的根本，研究役使人民的方法。秦孝公说：“继承先人当君主，不忘国家，这是当国君的本分。建立法律，努力使它弘扬主上的英明，这是臣下的行为。我现在想改变法度礼制来教导百姓，我怕天下的人要议论我。”卫鞅说：“我听说过，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决就不能成功。主上赶快下变法的决心，果断地干下去，应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况且一个人有过人的行为，本来会受到世人的反对；有独具远见的谋略，必然会受人们的讥评。俗话说‘愚昧的人被已发生的事遮住眼睛，智慧的人在事情的苗头尚未出现时就观察到了。人民，我们不能跟他们谋划事业如何开始，但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论法的时候说：‘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征询众人的意见。’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为了便利办事的。所以假如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圣人就不沿用旧法度；假如对人民有利，圣人就不遵循旧礼制。”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臣下听说圣人不改变人民的旧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因袭人民的归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气力就能成功；依据旧有的法度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能相安。现在主上要变更法度，不遵循旧制，改变礼法来教育人民，臣下担心天下的人都要批评主上，希望您仔细斟酌。”卫鞅说：“您所说的，是一般俗人都了解的。芸芸众生习惯于他所熟悉的东西，学士们跳不出他的见闻的限制。这两者，可藉以担任官职维护法律，而这两类人都不是讨论现有法典以外的事情的对象。夏商周三朝治国原则不同，但都成就了帝王的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一样，但都成为诸侯的盟主。智慧的人创造法度，愚昧的人就要牵制他；贤能的人改革礼制，庸陋的人就要妨碍他。受旧礼制约束的人，不配和我们商讨大事；受旧法度约束的人，不配和我们讨论治国之道。主上不必再犹豫了。”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改换器械。我听说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制就没有奸邪。主上仔细考虑。”卫鞅说：“往古厉代政教不同，我们取法哪一个？前代帝王并不互相因袭，我们遵循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教育人而不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叫妻子连坐；至于周文王、周武王，各自针对时势建立法度，根据现实情况规定礼制。礼制法度随实情而定，制度法令符合实际需要，武器装备都能便于应用。臣下本来就说，治理国家，并不只有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因此商汤王周武王不拘守古法而得到天下，殷纣、夏桀不改变礼制而遭到灭亡。那么违反古制的人无可责备，遵循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主上别再游疑了。”孝公说：“好。我听说，生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少见多怪，拘守一偏之见的人，往往爱辩论。愚人高兴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狂妄的人称快的事，正是贤达的人所担忧的。拘于俗见的议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于是孝公违背了甘龙、杜挚的好主张，遵行卫鞅的错误议论，法令周密严酷，刑罚严厉而不留余地，执法者完全排除人情。这样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于是封卫鞅为商君。到孝公死后，国都人士怨恨商君，至于把他肢解。商君的祸根逐步发展，到秦始皇时，路上走的满是穿囚衣的罪人，漫山遍野都是盗寇，终于天下大乱，秦朝灭亡，这都是刻薄不宽仁导致的恶果啊！夏商周三代是积累仁德才得天下的，齐桓公是给灭绝宗祀的家族接续香火才称霸诸侯的，秦朝和楚霸王是因为残忍暴虐才灭亡的，汉高祖是因为广施仁惠才得天下的。所以说仁德恩惠，是一切谋略的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