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可以除边境之害，欲绝和亲之约，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今单于逆命加慢，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谒之。臣闻全代之时，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故，内连中国之兵也，然尚得养老长幼，树种以时，仓廪常实，守御之备具，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而匈奴侵盗不休者，无他，不痛之患也。臣以为击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国稽首再拜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平城之危，七日不食，天下叹之。及解围反位，无忿怨之色，虽得天下，而不报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伤天下之公义，故遣娇敬结为私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溪广武，无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约要之民，无不忧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为和亲之约，至今为后世利。臣以为两主之迹，足以为效，臣故曰勿击便。”

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则不过于事；察于动者，用则不失于利；审于静者，恬则免于患。高帝被坚执锐，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风雨，行几十年，伏尸满泽，积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于兵。夫以天下末力，厌事之民，而蒙匈奴饱佚，其势不便。故结和亲之约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通于动静之时。盖五帝不相同乐，三王不相袭礼者，非政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与时变，备与敌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纵意日久矣，侵盗无已，系虏人民，戍卒死伤，中国道路，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之，利不什不易业，功不百不变常，是故古之人君，谋事必就圣，发政必择语，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远方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且匈奴者，轻疾悍前之兵也，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也。至不及图，去不可追；来若风雨，解若收电，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以支匈奴常事，其势不权。臣故曰勿击为便。”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济于渊，而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者，秦缪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幷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其后蒙恬为秦侵胡，以河为境，累石为城，积木为寨，匈奴不敢饮马北河，置烽燧然后敢牧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大，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溃疽，必不留行矣。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闻善战者，以饱待饥，安行定舍，以待其劳，整治施德，以待其乱，接兵奋众，深入伐国堕城，故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夫冲风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盛之有衰也，犹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轻举，深入而长驱，难以为功。夫横行则中绝，从行则迫胁；徐则后利，疾则粮乏，不至千里，人马绝饥，劳以遇敌，正遗人获也。意者有他诡妙，可以擒之，则臣不知，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雾，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故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险鞍险阻以备之。吾势以成，或当其左，或当其右；或当其前，或当其后，单于可擒，百必全取。臣以为击之便。”于是遂从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诱致单于。单于既入塞，道觉之，奔走而去。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能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

【译文】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多次议论打击匈奴的好处，是可以铲除边境的祸害，因而打算断绝和亲的约定，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不可用兵。孝武皇帝把大臣们召来，问道：“朕打扮女子嫁给单于，金银财宝，也给了他不少，现在单于不听教诲，愈来愈傲慢无礼，不断地骚扰打劫，边境多次警戒动员，朕对边境人民非常怜惜，如果起兵进攻匈奴，怎么样？”大行官王恢行了大礼，说：“好。陛下不说，臣下本来也要察告。臣下听说战国时代，北方未尝没有强大的匈奴作对，中原各国也不断彼此进攻，可是还能够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照样按季节种田，府库充实，守卫国土的装备齐齐全全，匈奴不敢小看。现在以陛下的威名，海内统一的形势，可集中天下力量办一件事，派子弟登城驻守边塞，运送粮食和用军物资，来防备匈奴，而匈奴仍然不断侵扰抢劫，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受到沉重打击的恶果。臣下认为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行了大礼，说：“不然。臣下听说高皇帝曾在平城被包围，匈奴人在这里把马鞍丢下，有好几处堆得比城墙还高。平城这场危难，高皇帝七天没吃饭，天下人民唱叹不己。到解围回到治理全国的位置上，并没有怨恨的表情。尽管得了天下，而不报平城被围之恨，并不是因为力量不够啊。圣人的度量包容天下，不以个人的私仇，损害天下的公义，所以派刘敬跟匈奴达成和亲的约定，到现在五代了，还蒙受其利。孝文皇帝曾一下子集结全国的精锐部队，屯驻在常溪广武，但没取得一点成果。天下百姓编户之民，没有不感到忧虑的。孝文皇帝觉悟到大军不能在外久留，于是签订和亲条约，至今我们这些后人还在蒙受好处。臣下以为两位皇上的事迹，完全值得效法。臣下本来就认为这个仗不打有利。”

大行王恢说：“不然。了解铸范的结构的人，分开铸范时才不会找错位置。知晓运动状态的人，运用动势才不会造成损害；详知静止比状态的人，保持安静才能免于灾祸。高皇帝披甲执矛，来扫除天下的祸害，冒着羽箭飞石，冒着风吹雨打，经过将近十年，尸体填满了窿地，头颅堆积如山，天下人十个死了七个，幸存者十个中只有三个，路上行人低头流泪，不愿正眼去看武器。靠着天下元气耗尽只求安静的人民，去面对吃得饱、休息得好的匈奴人，形势非常不利，所以要签订和亲条约，是为了叫天下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高皇帝了解敌我的形势，以这种了解来处理事情，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动，什么时候应该静。五帝不重复前代的音乐，三王不因袭前代的礼制，其原因不是故意标奇立异，只是各与时世相应罢了。教育人民的内容，要随时势而变化；守战的设施，要随敌人而变化，墨守成规，不能够为民之父母。现在匈奴放肆的日子太长了，不断地侵扰抢劫，虏掠人民，驻守边境的士兵被他们杀伤，中原地区的大道上运送棺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这种情形使仁德之士感到哀伤。臣下因此说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然。臣下听说没有十倍的利益不改变行业，没有百倍的功效不改变老规矩，所以古代的君主，策划事情一定请教圣人，发布政令一定慎择语言，这是做事慎重。即使像夏商周三代那样发达强盛，远方的少数民族，日历和车马祭牲的颜色也跟中央王朝不同，并非威力不能控制他们，也不是武力不能征服他们，因为那些荒远的地区，不加治理的人民，不值得中央王朝去劳神。况且匈奴的军队轻捷勇猛，以畜牧为业，弯弓打猎，哪里有水草就把牲口往哪里赶，没有固定的住处，很难控制。突然出现，我们来不及考虑怎么对付，突然离开，我们追也追不上。来的时候象火花象一阵风，走的时候象闪电。假如让边境人民长期丢掉耕田织布的劳作，来跟把作战当作家常便饭的匈奴相持，事情的轻重实在不相当。所以臣下说不进攻有利。”

大行王恢说：“不然。神蛟游于深渊，凤凰乘风而飞，圣人顺应时势。从前，秦缪公的都城在雍地，只有纵横三百里的地方，他明白时势的变化，攻取西戎，扩展了上千里土地，并吞了十二个国家，就是现在陇西和北地。此后，蒙恬为秦朝攻打胡人，以黄河北岸为界，用石头筑城墙，用木材修堡寨，匈奴不敢在黄河饮马，设置了烽火台之后才敢放牧。匈奴是可以用武力制服，而不能以仁德养育的。假如凭借中国强大、凭借万倍于匈奴的资财，派遣百分之一的军队去进攻匈奴，就象用十二万斤拉力的强弩，去射即将流脓的毒疮，一定无所阻碍。这样一来，就是北发、月氏，也要俯首称臣了。臣下因此说进攻有利。”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然。臣下听说，善于用兵作战的人，以饱待饥，慢慢的走，按时休息，等待敌人疲劳；整肃吏治，普施仁德，等待敌人变乱；按兵不动，激励斗志，深入讨伐敌国，毁其城池。因此虽然常常按兵不动，却能够征服敌国，这就是圣人的军队。暴风临近停息时，连一根羽毛也吹不起来，强弓射的箭临近落地时，连轻薄的鲁编也射不穿。有兴盛就有衰微，就象有早晨必有黄昏。假如轻易动员大军，长途跋涉，深入敌国，难以取得成功军队横列前进，会被敌人从中间劈开；纵列前进，会被敌人拦腰斩断；走慢了，要错过战机；走快了，粮草跟不上；走不到一千里，士兵战马都会陷入饥饿，在疲乏的时候遇到敌人，简直是送上去叫敌人俘虏啊。想来也许有别的神机妙算，可以战胜匈奴，那么臣下就不得而知了。不然，我就看不出深入敌区有什么好处了。所以臣下说不进攻有利。”

大行王恢说：“受了霜雾之害的草木，经不起风吹；面对清水明镜，美丑都无法掩盖；深通道理的人，不会让无根之谈影响自己的判断。现在臣下说进攻，本来不是发兵深入，而是顺应单于的欲望，引诱他到边境，我们埋伏轻装精锐的士卒来等待他们，在险要的地方隐蔽起来防备他们。对我们有利的形势已经形成，有的对付他们的左翼，有的对付他们的右翼，有的对付他们的前锋，有的对付他们的后卫，可以禽获单于，百分之百的稳操胜券。臣下认为进攻有利。”于是就采纳了大行官王恢的意见。孝武皇帝亲自率领大军，理伏在马邑，引诱单于前来。单于入塞以后，半路上发觉不对头，赶紧往回逃。后来不断交战，结下冤仇，引来无穷的灾祸，互相攻击十多年，损兵折将，哀鸿遍野，民穷财尽，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运送阵亡将士的车子络绎不绝，落草为寇的人不计其数，国家的基础动摇。孝武皇帝后来也觉得不该发动这场战争，御史大夫桑弘羊请求派兵到轮台屯垦，下诏推却说：“现在要做的事，在于努力禁止横征暴敛，不许随便收税。目前若要派人到遥远的西部去屯垦，不能抚慰百姓，联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封给巫相富民侯的称号，从此不谈攻战之事。国家因此安宁，继承人有所遵循，都是遵从韩安国原来建议的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