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北合战，据说细川一族及其党羽总共聚集了十六万零五百兵马，他们被称为东军，相对的，山名一族及其党羽则共计十一万一千兵马，被称为西军。战争本以将军继嗣为导火索，打着打着双方就都把大义名分抛到了脑后，新仇旧恨却一起涌上心头。反正你只要加入了东军，那么你的仇人肯定加入西军，打着讨逆的旗号前来征伐，反之亦然。就这样连番厮杀，大半个日本都卷入了这场战乱。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其无秩序无理念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昔日繁华京都，立变修罗杀场，不但町人、百姓遭殃，连皇室、公卿，甚至幕府也难逃此劫。近畿、中国、四国，还有九州北部，几乎所有守护、守护代、地方豪族全都加入了厮杀。同时，甲斐武田信昌、丰后?筑后大友亲繁、萨摩?大隅?日向岛津忠国等十数家守护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但趁此机会充实军备、扩张领地，也逐渐从旧的守护大名，转变为新时代的战国大名。而越后长尾氏、信浓村上氏、肥前有马氏等守护代或地方豪强，更是从此开始了他们下剋上的阴谋历程。战国时代的格局，就这样逐步形成了……

且继续讲说应仁元年（1467年）东西两军在洛中的对峙，一开始东军占据上风，不但兵马众多，控制了花之御所，还把后土御门天皇、后花园上皇都捏在自己手里，掌握了所谓的“大义名份”，西军势穷力蹙，岌岌可危。到了六月末，一支山名军突破东军重重防线杀入京都，据说所部数万，这才逐渐将形势扭转过来。然而，最终使西军极大膨胀，一度压倒东军的，还是西国之雄大内政弘的挥师上洛。

前面说过“应永之乱”，大内义弘对幕府掀起反旗，兵发京都，结果在堺被剿灭。义弘死后，其弟盛见继承了一门总领之位，此后传给义弘之子持盛。义弘的长子持世对此安排大为不满，他从幕府请得了“所领安堵状”（承认某人对某领地拥有管理权的文书），杀死持盛，登上家督宝座。“嘉吉之乱”中，大内持世身负重伤，不治而亡，同族推举盛见之子教弘为一门总领，教弘再传于其子政弘。

大内政弘时代，大内氏的势力极大膨胀，除原有周防、长门两国守护职外，还得到了北九州筑前和丰前两国的统治权，并将势力伸入石见、安艺和四国北部。大内氏素来就与细川氏不睦，两家为了抢夺“勘合贸易”的主导权而长年明争暗斗，所以山名宗全一看洛中形势不妙，立刻修书遣使向大内氏求援，于是大内当主政弘即刻点集兵马，上洛加入西军阵营。

所谓“勘合贸易”，是指中日间一种独特的贸易形式。当年因为倭寇滋扰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日本朝廷和幕府都无力禁止，明太祖朱元璋就断绝了与日本的贸易来往。从奈良时代开始，和中国的贸易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掌握这条财源的势力有可能勃然而兴比如以福原为基地大规模开展对南宋贸易的平清盛因此足利义满当政后，千方百计地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甚至不惜俯首称臣，也要恢复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并将此贸易往来牢牢紧抓在幕府手中。

应永十一年（1404年），也即明朝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来到日本，赐予足利义满一枚金印，上刻“日本国王之印”几个字。同时，他还下赐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数百道，规定日本官船可手持勘合符前往中国朝贡并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就被称为“勘合贸易”。

足利义持时代，因为舆论一致反对义满向明朝称臣的行为，使得义持与明断交，勘合贸易曾经一度中断，到了足利义教当将军的时候方才恢复。但这种贸易是打着朝贡的旗号附带进行的，明朝自诩天朝上国，对于远来的进贡船队从来待遇优厚，高价收取其货物，额外还有赏赐，所以一次勘合贸易，所得利润不下五倍。日本各国守护、名山大寺、豪商巨贾，全都削尖了脑袋想往贸易船上钻。

最终得以组成贸易船团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势力：京都天龙寺和相国寺、细川氏、大内氏。其实他们身后，还各有实际主持事务的豪商巨贾，细川氏靠的是堺的商家，而大内氏则依靠北九州博多的贸易商会。

为了独占勘合贸易的巨大利润，堺和博多、细川和大内，都展开了激烈的或明或暗的竞争与较量。于是大内政弘为了打倒细川氏，独霸勘合贸易，遂在“应仁之乱”中响应山名宗全的号召，点集数万大军，并要求四国的河野通春出动战船五百余艘协助运兵，浩浩荡荡杀奔京都而来。

西军得到强援，立刻发动全面反攻，九月间占据了内里，并在从九月十八日开始的东岩仓合战中杀败细川、赤松的别动队，阻止了敌人的反扑。到了十月份，京都对外的七条主要通路，除丹波路以外，另外六条全都被西军所控制，东军被压缩在京都东北角上，驻兵相国寺、细川胜元邸和花之御所，负隅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