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日军几乎占据了朝鲜全境。国王李昖一直逃到半岛西北方靠近中国边境的义州，然后频繁派出使节请求明朝出兵增援，而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子临海君李珒、第三子光海君李珲则在逃到咸镜道后被加藤清正所俘。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在朝鲜各地开展日语教育，进行奴化统治。五月中旬，日军各部将领在京城开会，将朝鲜八道分由八将平定：京城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交给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和福岛正则，宇喜多秀家负责京畿道，毛利吉成负责京畿道以东的江源道，北方三道黄海、平安、咸镜则交给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负责。

捷报传来，丰臣秀吉大为兴奋，狂妄地制定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他打算先彻底吞并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把天皇迁到北京去，以周围十国（县）之地作为御用，让自己的养子丰臣秀次担任中国关白，封给百国（县）。此外，养子丰臣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朝鲜，另一个养子丰臣秀秋管理九州地区。日本本土，则由良仁亲王或智仁亲王接任天皇，在丰臣秀长的婿养子秀保或者宇喜多秀家两人中选择其一担任关白。等到真能攻灭明朝，统治中国，秀吉还打算继续进军天竺（印度）和南蛮此人的白日梦已经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日军基本占领朝鲜全境后，朝鲜人民奋起抵抗，以郭在佑、郑仁弘等儒生、官吏为首，各地义军纷起，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埋葬义军阵亡将士尸体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敌人的勇斗而胆寒，并且由衷钦佩，题字“朝鲜国军忠心赤胆”。然而这些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军只能迟滞侵略者的进攻，是无法真正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况且以国王李昖为首的腐朽的统治者，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义军将士们身上，他们认为唯一的救星只有宗主国大明朝。

明朝对于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是有所警惕的，多名大臣指出：“关白之图朝鲜，意全在中国，朝鲜为国藩蔽，在所必争。”只有兵部尚书石星等少数人认为日本蕞尔小邦，根本无力在占据朝鲜后更图东进，所以应该讲和为上。石星为此还招募了沈惟敬等人，派其入朝去和小西行长谈判。

然而虽然朝议主战，但明朝当时对日本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连日本国主究竟是谁，关白是多大的官，关白秀吉真实的姓氏是什么，全都一头雾水。对于日军的战斗力，朝野上下也都充满了误区，以为朝鲜军队所以一溃千里，那是因为其本身素质太差，打败这种弱旅的日本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这种轻敌观念的指导下，当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两千出征朝鲜，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三千随后跟进。

朝鲜多山地，地形状况和日本非常接近，利于步战而不利于骑战，明朝派出的五千援军几乎全是骑兵，扔到高山、丘陵密布的朝鲜，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且说史儒快速挺进，直趋平壤，因为道路不熟而误中埋伏，被迫对战日本步兵大军，又遭逢大雨，火器发射困难，竟然全军覆没。跟在他后面的祖承训丝毫也不接受教训，绕过日军主力，一度突入平壤城内然而拿骑兵巷战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结果他被七百名日本铁砲手给赶了出来，伤亡惨重，被迫逃过了鸭绿江。

第一支援朝明军几乎全灭，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明朝再不敢把侵朝日军当作倭寇一般有组织无纪律的流贼了。朝议请发大军入朝，于是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备倭军务，调集兵马，准备再度入朝参战。正好这个时候，提督陕西军务、大将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平定了哱拜的叛乱，于是当年十月，诏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为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如柏、如梅为副总兵官，前往救援朝鲜。

李氏兄弟本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将门世家，能征惯战，可有一点，因为无论是在辽东打女真人，还是调到宁夏打哱拜，全都是平原作战，利于骑兵驰骋，他们对山地步兵战根本就缺乏经验。宋应昌多次写信给李如松，介绍江浙等地与倭寇步战所获得的经验，但李如松自视甚高，根本就听不进去。

明朝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精锐，包括辽东兵一万，宣大兵一万六千，蓟和保定兵一万这些都是惯于平原作战的军队，真正御倭有经验的江浙兵只有三千，擅长山地作战的五千川军也仅作为后续而已。明军武器精良，骑兵众多，如果放在大平原上，那十多万日本步兵根本不够一仗踩踏的，然而在朝鲜作战，无论兵数还是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明军都全然落在下风。

李如松就率领这支明军开入朝鲜，在一万朝鲜残兵的协助下，一开始进展顺利，于次年即1593年一月五日杀到了平壤城下。日本军队所以暂时败退，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日军着力巩固占领地区，小西行长进驻平壤以后，主力就没有继续北进过；其次，因为进展迅速，加上去年七月史儒、祖承训的战败，使日军因胜而骄，对明朝军队丧失了警惕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粮运送不畅，迟滞了日军前进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