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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