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应二年（1866年）六月七日，幕府方的“富士山丸”等四艘新式战舰驶入关门海峡，配合陆军进攻大岛炮台大岛口之战打响了。高杉晋作闻报，急忙乘坐战舰“丙寅丸”前往救援。

这艘“丙寅丸”战舰是两个月前才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而来的。本来自从第一次“征长战争”以后，幕府就禁止长州藩再进口武器，于是高杉晋作通过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以萨摩藩的名义，花费了三万多两的巨资购得此舰。龙马同时还为长藩运来了最新式的米尼埃铳四千三百支、格拜尔铳三千支，总花费高达九万二千两。

且说高杉晋作乘坐“丙寅丸”来到前线，看到幕府方的战船防备松懈，就趁夜前往突袭。“丙寅丸”撞入停泊在海岸边的幕府舰队中，两侧炮门全开，拼命轰击。幕府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结果在互相射击中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九州。

高杉晋作乘胜追击，通过九州口直取小仓城。他首先用海军吸引幕府方战舰和海岸炮台的火力，然后派山县狂介率军登陆，彻底破坏了小仓城附近的炮台。这是六月十一日之事，七月三日，长州军发起第二次登陆作战，突破了住吉原和大里的幕府方防御阵地，幕府大军在千余长州军的攻击下竟然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小仓城。长州军随即凯旋回归下关，彻底解除了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威胁。

再说前此的六月十三日，艺州口方面的长州军以“游击队”为主力，主动越过藩境杀入安艺国，随即遭到幕府方先锋大将德川茂承的反击，后退到小濑川西岸，隔河对峙。虽然兵力对比悬殊，但幕府军士气低落，暂时还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在此前后，大村益次郎率领“南园队”、“精兵队”和长州支藩清末藩的部分兵马，一共七百余人，开到了石州口。虽然麾下士兵大都身着全新的西式军服，扛着洋枪，作为总指挥的益次郎却仍作文士打扮，身披浴衣（和式常服），戴着斗笠，腰挂短刀。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这位总指挥相貌丑陋，面色惨白据说是晕船所致。

面对新式装备的长州军，紧邻长藩的津和野龟井藩不敢抵抗，六月十七日，他们秘密送出降书，允许大村益次郎所部安全通过领内。随即益次郎就进攻幕府亲藩石见滨田藩，当时滨田藩领内驻扎的除本藩藩兵外，还包括前来会合的备后福山、纪州等藩藩兵，总兵力为五千人，总大将是幕府所派遣的军监三枝刑部。

六月十六日夜晚，大村益次郎改扮成农民模样，孤身一人进入诸藩兵马驻扎的益田町，详细调查了敌军兵力配属情况。大概因为他相貌丑陋，毫无威势，装农民实在装得太象，所以竟然丝毫也没有被敌人察觉，侦查完毕后安然退回本阵。益次郎是很注重战前侦查的，此外他还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以战死为荣耀的传统武士精神。

次日凌晨，大村益次郎分兵三路突入益田町。长州军武器精良，射程较远，同时在益次郎的苦心训练下，利用町内各种掩体作战的技术也比幕府军为高，因此以寡击众，仍然很快就赢得了胜利，敌将三枝刑部也中弹殒命。据说坂本龙马曾受桂小五郎之邀观看了“四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笔记说：“长州军绝不布设密集队形，而是分散冲锋，使得中弹的人很少。”

这是一场新旧之间的战争，在长州军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法的攻击下，传统的武士战法如同石下之卵一般被彻底粉碎。据说滨田藩士岸近江本是宝藏院流的枪术名家，藩中数一数二的勇士，但在长州军乱铳射击下眨眼就被打成了筛子。

败退的幕府军后退到滨田城西面十二公里外的山区，企图凭藉大麻山、云雀山、鸢巢山等天险阻遏长州军继续挺进。但是大村益次郎调来了数门新式大炮，对上述山头进行猛烈轰击，最终大麻山、云雀山次第陷落，鸢巢山的幕府军一哄而散。七月十八日，长州军开始猛攻滨田城，滨田藩主松平武聪等人慌忙经海路逃往松江。

七月十九日，大村益次郎率领长州军进入滨田城，在城下町中各处都竖立起“长州支配”的木牌，并且随即占领了附近幕府直辖的石见银山。滨田城的陷落，标志着幕府军石州口一路的彻底失败。

幕府军四路来攻，结果除艺州口一路仍在对峙外，其余三路全都遭到惨败。即便如此，高杉晋作依然不肯罢休，他于七月二十七日亲率“奇兵队”八百人再征小仓。没有了实力强劲的萨摩藩参战，各藩藩兵完全不是长州军的对手，纷纷后退，直到雄藩肥后派兵前来救援，才勉强止住了颓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家茂将军在大坂去世的消息，七月三十日晚间，幕府方总大将小笠原长行抛弃军队，乘坐军舰逃回大坂，肥后、久留米、柳河等藩兵马也各自退去。八月一日，小仓城中燃起熊熊烈火，藩中家老以破弃城堡为条件请求和长州缔结和约。

激烈的“四境战争”就此拉下了幕布。

维新志士的结局和影响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开国派幕臣胜海舟后来在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被后世尊崇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而调和派坂本龙马则出乎意料地成为魅力无穷的超级偶像。

高杉晋作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雄才，他所主导的“功山寺起义”和“四境战争”彻底扭转了全日本佐幕和倒幕两派的力量对比，为最终推翻德川氏幕府扫清了道路。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晋作的评价却并不甚高。一方面，很多武士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俸禄或土地，失去了他们统治者的身份，对于最先打破“士农工商”身份限制的晋作恨入骨髓，另方面，晋作本人也有着让人非常迷惑的坏毛病存在。

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府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府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府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