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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痛恨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当年七月，暴动阴谋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次子家纲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八月，在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这种册封仪式原本都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从此成为惯例。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份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